【选译】Hitler's Intelligence Chief：Walter Schellenberg

墙头于我如浮云

       注：选译内容为局长存活部分，他死了就懒得译了



一、新手时期（1）

       提要：早年的成长及求学经历，加入党卫军的始末



       当丹麦人在哥本哈根的大街上兴高采烈地庆祝那饱受鄙夷的德意志千秋帝国注定的投降时，在哥本哈根机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乘客登上了一架红十字会的飞机，即将飞往瑞典的马尔默。 这趟于1945年5月5日启程的特别航班是由瑞典皇室颇为保守的成员、时任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的福克·伯纳多特安排的。这名疲惫不堪爬上飞机的乘客是希特勒最后一位外交情报部长，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舒伦堡，此时他正以部长的身份在卢茨·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的授意下旅行，后者是在由卡尔·邓尼茨元帅领导的后希特勒纳粹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在纳粹德国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这名三十五岁的党卫军国外情报机构负责人作为臭名昭著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所统领的安全局里的一名下属，实际扮演着类似于顾问的神秘角色。 由于舒伦堡短暂的一生及其职业生涯并不十分清晰，并且又因为许多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与分析中不愿加入情报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他被排除在对当时德国的大多数研究之外。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小说作家们毫不奇怪地发现了这名党卫军领袖生命中多变的一面，并利用他来装点他们那些经常令人着迷的历史惊悚小说。

       1910年1月16日，传奇且备受争议的纳粹高级官员弗雷德里希·瓦尔特·舒伦堡出生于萨尔布吕肯一个钢琴制造商的中产阶级家庭，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 据说为了满足这个大家庭一切的生活所需，他的父亲吉尔多·弗朗茨·伯恩哈德·舒伦堡曾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期。这家琴行是由舒伦堡的曾祖父创立的，他的父亲将自己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经营之中。由于这个原因，舒伦堡在幼年时期似乎很少见到他的父亲，他后来在回忆中说道，是他的母亲卡瑟琳娜·莉迪亚·内·里德尔在抚养孩子们，她在这个男孩儿的身上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们接受“基督教的教育” 。音乐是他们家庭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瓦尔特的祖父弹奏管风琴和小提琴，他的父亲则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瓦尔特从八岁起就开始学习大提琴。 舒伦堡的哥哥和姐姐后来似乎和他关系不是很好，一个姐姐在美国生活了十四年，但没有成为美国公民，1941年不得不离开美国，一个哥哥在罗德岛经营园艺生意，但十二年之后又回来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很难谋生。

       四年制的普通小学结束后，年幼的瓦尔特进入中学，并开始为被德国沿用至今的标准大学入学测试Abitur做准备。一些作者认为舒伦堡在自己回忆录中所说的由于一战后商业环境恶劣，因此他的父亲不得不搬到卢森堡这件事情纯属捏造，然而在德国联邦档案馆找到的舒伦堡和他父亲之间的私人通信中清楚地表明，他的父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确实居住在卢森堡。此外纳粹党在卢森堡的记录显示舒伦堡的父亲，即乐器商吉尔多·舒伦堡自1937年12月起便是一名纳粹党员，并居住在卢森堡的加雷。舒伦堡于1929年春从中学毕业，并迅速被马尔堡大学法学院录取。他报名参加了法律系的标准课程以及一系列研究课题，但大学的记录清楚地表明，舒伦堡从一开始似乎就寻求的不仅仅是常规的法律教育，在这座位于兰河沿岸多姿多彩的大学城里度过的五个学期中，他还选修了教会法、政治学、财政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一门关于社会主义及其代表的课程。即使是像艾兰·布洛克这样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也在其1955年所著的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在波恩大学，舒伦堡从“医学转向了法学”，因此在毕业时“拥有多个学位” 。

       虽然受困于严重的经济问题，然而在就读马尔堡大学的第一个学期，舒伦堡就决定加入威斯特伐利亚学生会。该学生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学生联谊会，隶属科塞纳高级修道院协会 (KSCV) 旗下，是一个享有盛誉的传统学生联谊会。与其他德国学生团体一样，威斯特伐利亚学生会建立在成员之间亲密如兄弟般情谊的基础上（即兄弟会），这种联系和纽带往往能够延续一生。传统的学术击剑到目前为止都是其学生会员必须参加的一项重要仪式，和其他德国学生兄弟会一样，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团队精神都是老男孩网络（即资深会员）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战后舒伦堡在纽伦堡接受审讯时曾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团队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1931年秋，他从马尔堡大学转到波恩大学，在那里他没有再参加威斯特伐利亚学生会的活动，1933年3月18日，舒伦堡在杜塞尔多夫省法院通过了初级律师考试，之后在辛齐希的阿尔河地区法院、波恩的州检察官办公室、杜塞尔多夫的秘密国家警察部门以及杜塞尔多夫的省级法院接受见习律师的培训，并于1936年12月18日顺利通过了德国高级法律考试。

       对于这样一个拥有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来说，最终却没有获得法学博士头衔这一现象可能稍显不正常，不过这可能是由于他在党卫军中的迅速就职并且是全职的工作所造成的。头衔和职称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阶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纳粹党既没有改变德国的教育制度，也没有改变建立在这种制度基础上的政府运作模式。在舒伦堡高压的职业生涯早期，他可能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缺乏某样东西，因此他自然而然与柏林大学法学和政治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党卫军分队长的莱因哈德·赫恩教授取得了联系。作为一名学者和高级党卫军官员，赫恩经常在将大学里聪明的年轻人招募到党卫队这项任务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和对方谈起博士学位的计划之前，舒伦堡肯定知道赫恩在党卫队里肩负的这项职责。舒伦堡遗留的个人笔记中表明，他的博士论文中所讨论的第一个可能的主题是基督教思想下的政治理念。然而在他们于1940年4月的另一次会面上，这个主题似乎被抛弃了，正如舒伦堡在记录中所称述的那样，赫恩请他考虑一下将课题转换成正在南斯拉夫实行的行政管理的性质。为了达到研究所需的要求，舒伦堡还在1940年4月注册成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他是否有时间参加博士研讨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他确实意识到自己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用于写一篇博士论文，因此他向弗里茨·瓦尔雅维克教授写信求助，后者与不止一个德国东南欧研究所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从现存的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瓦尔雅维克愿意或必须愿意提供帮助，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博士论文并没有被提交，舒伦堡也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由于那时他的身边根本不缺获得过这项特殊德国资格证书的人才，因此他最终不得不放弃这项资格证书。

       除了在国家秘密警察部门接受培训之外，对于这样一位打算开办属于自己的公司或在别人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或在商业企业或某些政府机构谋求带薪法律职位的年轻德国人来说，接受这种正规的教育似乎是一种相当常见的现象。 而实际上，舒伦堡早在三年前就作出了加入纳粹党甚至纳粹党卫军这一重大的政治决定，他所接受的与国家秘密警察常规训练稍有不同的培训经历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作出这些政治决策密切相关。 他在党卫军人事档案中的记录表明，他于1933年4月1日加入纳粹党，获得党员编号(Pg.-Nr.) 3504.508，以及党卫军编号124.817.10。在战后接受询问时，舒伦堡解释说是因为作为一名法律系的学生，他的经济状况极其糟糕才导致他不得不向政府寻求经济援助，而在当时人们的普遍认知中，补助金的接受者往往是积极的纳粹分子。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在自己回忆录中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即是某个上级建议他采取适当的步骤加入纳粹党。此外他还回忆道，当时许多人除了积极参与纳粹运动并支持在他们看来似乎需要共同奋斗的事情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摆脱德国旷日持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相反，他在1933年加入党卫军似乎意味着一个明确的决定———即进入仍然年轻的纳粹精英阶层。 在这位雄心勃勃的二十三岁党卫军丰富的想象中，穿着引人注目的制服、带着威望的光环、成为拥有某些社会优势的党卫军意味着开启一段充满挑战的人生，并且他认为这个挑战似乎与冲锋队突击队员在啤酒馆闹事等街头斗殴事件的性质相去甚远。

       在国家秘密警察部门见习时，舒伦堡结识了一个人，战后他的审讯者认为这个人是语言学教授内利斯，而且可能是海因里希·约瑟夫·内利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荣誉退伍军人。他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均有所研究，尤其是天主教神学，并在后来作为一个天主教教师工作了七年。在1933年之前，内利斯一直活跃在一个名为钢盔的资深民族主义团体组织中。他于1933年加入党卫军，并且身份很快就不仅仅是作为一名正式成员那样简单。这位年轻的律师给内利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将他引荐给了威廉·阿尔伯特。威廉·阿尔伯特是一位职业工程师，曾是自由军中的成员，在党卫军中也有一定的地位。时任德国保安局总部行政部门主管的阿尔伯特对这个急不可耐的年轻人印象深刻，并很快就把他送到了首都。具有挑战性的国家改革领域的法律工作和更具吸引力的财政布局也许在吸引舒伦堡前往柏林这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显然，从乏味的守卫工作转变为一些需要思考和主动性的任务，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诱惑。 柏林文件中心一份保存完好的舒伦堡个人档案向我们表明了他在党卫军这个危险的职业阶梯中的迅速崛起，通过认识到他周围人身上的弱点，他可能因此受到鼓舞，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且自觉避开所有公共场合的娱乐活动。 他所就职的总部第二部门的主管是党卫队队长赫伯特·梅尔霍恩博士，后者发现自己几乎对这个年轻人无可挑剔。 舒伦堡后来回忆道，他的导师梅尔霍恩曾公开反对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组织，并于1936年被拉到一个荣誉法庭接受审判，最终被党卫军总部开除，分配到世界各地旅行并报道政治状况。 如果舒伦堡的回忆属实的话，梅尔霍恩对他的评价相当高，而且显然能够说服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让他在1936年重拾法律方面的学习，并为国家考试做准备。

       虽然没有可靠的数据用以表明，但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舒伦堡放弃了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这一想法，转而决定至少在他可预见的未来里在柏林谋求政治生涯。 即使多年以后，他也没有认为自己当年选择放弃在杜塞尔多夫的机会是一个轻率的决定，虽然有迹象表明，在当时成为一名独立律师的前景对于他来说是相当可行的。阿尔弗雷德·巴特罗姆———有时被他的朋友称为巴托罗，一名在杜塞尔多夫的成功且人脉广泛的律师，并且也曾是威斯特伐利亚学生会的成员，他对舒伦堡的评价很高，并有意让后者接管他的律师事务所。舒伦堡后来回忆道：“...... 我与杜塞尔多夫的司法顾问巴特罗姆先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他收养了我作为他的儿子，虽然不是合法的，但事实上我将接管他在杜塞尔多夫的律师事务所。他是鲁尔河地区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在被引诱到柏林之前，舒伦堡实际上在那家杜塞尔多夫律师事务所待过一段时间。战后审问他的英国情报人员从他的口中了解到巴特罗姆是他父亲的朋友，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舒伦堡要加入那家律师事务所。虽然这位律师可能与舒伦堡的父母关系要好，他们曾共处同一学生会的这个原因可能使他认为自己可以完全信任这位年轻的学生会兄弟。此外，伦敦的审讯人员记录到舒伦堡认为纳粹体系预示着一些企业将逐渐“国有化” ，而且“即使在未来也不会有什么独立的私人律所”，他们对这一点的理解似乎相当可信。 最后，这名学生会大哥和年轻的舒伦堡达成了共识，前者同意他“至少应该回柏林工作一年” ，并使他确信如果他愿意回来，他们将欢迎他成为德塞尔多夫律所的合伙人。

       舒伦堡在柏林很快就获得了工作狂的名声，他的上司和同事都开始认为他很有可能获得升迁。 党卫军军官威廉·赫特尔，一名资深的奥地利历史学家，在战后曾被盟军审讯员用来复查舒伦堡的陈述，他这样说道：“...... 就他（舒伦堡）的个人生活而言，他完全无可指责。他的生活方式几乎是苦行僧式的。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一天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他告诉他们，由于舒伦堡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的时间相对较晚，因此不能将他称作是一个傲慢的早期战士，但赫特尔同时也正确地观察到，舒伦堡“对自己在这里（其在柏林就职的行政办公室）的潜力有着敏锐的认知”。 在赫特尔看来，舒伦堡“十分清楚该怎样把自己摆在一个显眼的位置，因此很快，海德里希那双警惕的眼睛就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后者很快接纳舒伦堡进入了他的核心集团，以便———用他自己的话说，‘亲自训练这个年轻人’...... 舒伦堡之后成了海德里希最信任的知己之一。” 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不过这位受过良好教育、默默无闻且十分可靠地执行各种任务的年轻人，也成功地使自己在首都的党卫军高层中几乎不可替代。作为回报，他们愈加对他委以重任，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

       他所从事的法律和行政工作迹象也许能够表明，他的上司对这位年轻人的能力印象十分深刻。 然而，即使这样也并不能总让他免于那些乏味的警卫任务，或者只是站在一旁观看的官方活动。 虽然舒伦堡后来注意到，自己其实并不介意这种责任的召唤，但那一天里发生的事情他将永远不会忘记。 那是1934年的6月29日，党卫军在莱茵河畔哥德斯堡著名的德雷森酒店提供安保服务。 站在外面可怕的倾盆大雨中，这名二十三岁的年轻党卫军在大楼附近寻找掩护，突然发现自己正好能够透过房间的窗户看到希特勒正与一群纳粹领导人交谈，其中包括约瑟夫·戈培尔、赫尔曼·戈林和党卫队元首塞普·迪特里希。在此之前，舒伦堡曾听闻一些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他明白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整天都有奇怪而令人不安的谣言传到我的部队，有的说将要发生阴谋暴动，有的说是党内分歧，甚至有的说会有一场近在眼前的灾难。”这场高级会议直到深夜才宣告结束，当时已经过了午夜，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乘坐梅赛德斯豪华轿车前往了附近的亨格尔机场。被海因茨·赫恩称之为“德国战前历史上最残忍一天”的黎明即将到来。正如舒伦堡后来所描述的那样，“那天晚上，希特勒下令在他自己的追随者中进行了一场可怕的血腥屠杀。”当然，回顾过去，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希特勒及其亲信不仅消灭了被怀疑过于认真对待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的部分冲锋队领导人，而且也没有放过那些不受信任和不受赏识的家伙们。这些被谋杀的人里包括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以及他的妻子，前者是希特勒之前的高级参谋和帝国总理；格里戈·斯特拉瑟，希特勒的早期追随者，1923年希特勒政变的参与者，也是早期纳粹领导人中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一位；埃德加·荣格，保守派政治作家，弗兰茨·冯·帕彭的密切合作者和支持者；以及古斯塔夫·冯·卡尔，反对希特勒政治野心的巴伐利亚重要领导人。

       我们对舒伦堡当时的个人想法一无所知，但这位训练有素的律师肯定意识到，自己即将加入的是一个残酷而不道德的体制。 当他意识到“6月30日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党卫军在纳粹组织中的绝对优势地位，我现在正穿着它的黑色制服，上面有着死神的头像” 的时候，他的党卫军制服还很新，所以，至少正如他之后记录的那样，作为这场惨剧的见证者，这些事情并没有使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震惊到产生想要退出党卫军这一职业的念头。




未完待续

墙头于我如浮云

一、新手时期（2）

       提要：早期在奥地利和维也纳等地执行的任务，第一次婚姻的始末，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除了上述职责之外，其他分配给舒伦堡的任务里还要求他对一些个人和机构进行基本观察。他被派去巴黎索邦几个星期，用来监视一名教授的活动。这样的任务通常是由柏林总部的保安局下达的，并由波恩的一名外科医生交给他。舒伦堡会到这位医学专家的私人住所拜访他，并接受他的任务。他们在这个男人的书房兼藏书室里开展的对话常常涉及到一系列广泛的话题，特别是情报方面的作用及其在英国和巴尔干半岛发展的问题。另一个代表党卫队负责指引他的中间人似乎是一个耶稣教会的牧师，他给这位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舒伦堡在回忆自己那段工作经历时曾失望地指出，在他任务执行的过程中，在如何精心地书写文书报告方面他从未收到过任何人的指导。尽管我们对这些活动知之甚少，但他在党卫军中的迅速晋升表明，他的上级对他在这些领域上的表现不仅印象深刻，而且十分满意。战后，他在柏林的同事西奥多·帕福根告诉盟军的审讯人员：“在情报局工作的时候，舒伦堡的勤奋、文书质量以及在与上级谈判时表现出的机敏都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

       1936年12月，在完成最后一项法律考试后，舒伦堡被调回到柏林总部，并于1937年1月在总部担任第一及第二部门的主管助理。不久，他通过了法律考试并被形式上任命为法院评估员，这一项头衔表明其持有者已达到德国境内对法律从业者要求的最高准则，之后他被内政部以书面形式录用。1937年，他成为内政部的一名评估员，这是他最终于1938年成为正式行政专员的第一步。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舒伦堡其实是被租借到保安局并为其工作的。因为现有许多文件里的内容看起来十分模糊，有时甚至自相矛盾，所以先前发表的关于舒伦堡履历的资料并不完全可靠。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个特定阶段，我们有他的部门负责人、即党卫军标准党领袖威廉·阿尔伯特于1937年3月27日对他做出的评估，他说舒伦堡“自1936年12月中旬”回到柏林总部之后一直忙于处理组织分配的任务。“这项活动使他几乎只与中央各部门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接洽，而这些领导人则迫切地建议提升他的领导地位。” 这个建议的结果就是舒伦堡被提升为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少尉）。从表面上看，舒伦堡还必须克服———至少是暂时克服他个人对他决定为之服务的政权在道德品质方面的任何严重怀疑，即使这需要他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做出一定的调整，而他似乎也愿意接受这点。1937年3月31日，舒伦堡在柏林地方法院正式宣布他将离开天主教会，这当然也是为服务工作而做出的必要妥协之一。

       然而这一军衔依然没有让舒伦堡免于执行危险的任务。1938年，当德国决定吞并奥地利时，舒伦堡发现自己被指派去负责收集有关西方列强可能对此作出何种反应的数据，并将重点放在奥地利和邻国意大利上。在奥地利日益亲德的情况下，他在总部的一系列文书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的背信弃义这一点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舒伦堡对当时的情况了如指掌。从他在回忆录中所叙述的内容来看，他完全享受当时那份紧张的气氛，或许还有局势给他带来的挑战。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知悉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辞职的第二天，也就是德国军队正越过边境线进入奥地利的时候，舒伦堡接到了命他飞往维也纳的命令。从表面上看，他的任务是协助调整在此之前一直隶属于奥地利的法律制度，前者之后在纳粹的通用语里被称为东部边境地区。以下事件发生的时候，飞机上的另一名乘客正是德国党卫队元首国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此之前舒伦堡并未见过他本人。他后来回忆说，希姆莱将他带到飞机后部，以便更好地与他交流德国在接管奥地利后可能出现的行政问题。关于那段经历，舒伦堡是这样记述的：“当希姆莱靠在舱门上的时候，我注意到保险栓没有扣上，舱门随时都有可能打开...... 我迅速抓住他的外套并猛地将他拉开。他愤怒地瞪着我，但当我指给他看舱门没有锁好的时候，他向我表示感谢，并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将很乐意予我以回报。” 如果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确认属实，人们可能会把1938年3月12日在飞往维也纳的航班上的那次相遇记录下来，并将其认为是一场信任关系的开端，或者至少是希姆莱此后对舒伦堡那与日俱增的信任背景的其中一部分。

       一旦到了维也纳，舒伦堡所要面临的工作量定然十分庞大，所要应对的压力也日渐增加，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德国高级人员明显不足。舒伦堡后来解释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在维也纳执行重要任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海因里希·缪勒的缺席所造成的，后者不久成为了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的首领，他当时可能正出席一些更为紧迫的事务。在这些任务当中，其中之一可能要求舒伦堡参与收集———或者来说，收缴柏林当局想要获得的某些奥地利文件。据舒伦堡叙述，后来成为帝国保安局局长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曾亲自“命我保护奥地利特勤局局长隆吉上校的所有文件和记录。”显然，没有比威廉·卡纳里斯更适合完成这项任务了，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指挥官和情报工作人员，并且自1935年以来便始终在追踪这一相同的目标，但据雅克·德拉鲁说，虽然舒伦堡那时在情报行业还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他击败了威廉·卡纳里斯，并“完成了他的使命，包括夺取奥地利特勤局局长的法典和记录” ，然而安德烈·布里绍德的记录则与此恰恰相反，他在报告中说，曾供职于奥地利军事情报局、并在德奥合并后成为一名德国高级官员的埃尔温·埃德勒·冯·拉胡森·维弗雷蒙特告诉他，是卡纳里斯率先到达那里，并从马克斯·隆吉那里获得了奥方关于卡纳里斯、戈林、海德里希和希特勒的文件。发生这种情况对舒伦堡来说是有可能的，因为他自己对这次行动的描述也十分有限：“我发现的文件不是很新，尽管有一些关于破译密码的有趣材料。隆吉上校本人表示愿意将来为德国特勤局工作。”

       舒伦堡在维也纳情报活动的高光时刻一定是他亲自负责安保工作的那约莫十二个小时。 元首（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来到维也纳，在没有盖世太保首领缪勒的现场指挥下，现身于奥地利庞大的欢迎人群中。突如其来的炸弹威胁使紧张局势达到顶峰，这种情况要求舒伦堡立即采取果断行动，这显然在他的能力范畴之内。 然而即使他对自己安然化解了这场危机而感到满意，他依然很高兴“把我的职责交还给了缪勒。”

       从海德里希的角度来看，维也纳发生的事情显然处理得十分妥当，以至于舒伦堡在四月中旬返回柏林之后，发现自己又被派遣到了罗马，这一次的任务要求他为希特勒即将访问意大利做安全准备。舒伦堡后来声称，他随同五百名会意大利语的特工，打扮成游客进入意大利，不过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张。舒伦堡在战后表示，他们的目的是“寻找与希特勒访问有关的任何可疑之处” ，同时也“留意并报告意大利民众的情绪，以及意大利人民对法西斯主义持何种态度方面的证据。”不管这次行动的结果如何———顺便说一句，这次行动似乎进展到相当顺利，舒伦堡得以收集到大量关于意大利政治氛围的信息，当然，还与意大利特工人员头一次建立了个人接触，这两项工作在未来几年里都会对他有所帮助。除其他外，他还结实了意大利警察局长阿图罗·伯尼奇，因此他还参与了负责调查经常被称为反法西斯歌剧《治安维护者与代表》 （OVRA）的工作。

       人们有理由认为，在执行这些非常早期的任务过程中，舒伦堡肯定受到了他在柏林的导师和上级的密切控制，尽管这种控制并不总是显而易见。不过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是，被他们选中参与这种性质行动的那个人还不到二十八岁。有迹象表明，至少在早期阶段，舒伦堡完全理解其工作的发展方向，因此非常欢迎并乐意接受任何与其任务相关的挑战和危险，这个工作狂似乎从不休息。毫不奇怪，他的上司，即党卫队上尉威廉 · 阿尔伯特对他那番精准的评价的评价导致了舒伦堡的晋升。“舒伦堡是一名十分能干的领导者，他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因为特别推荐他升职.....考虑到他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取得的非凡成就，我们特别推荐他成为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上尉），而在此之前，舒伦堡还未获得过晋升。

       除了完成在奥地利和意大利执行的情报任务，以及因希特勒对维也纳和罗马大肆宣传的凯旋式访问所带来的艰巨安全工作之外，舒伦堡还参与了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破坏活动，以及与康拉德·亨莱因和他领导下的苏台德德国党的密切合作，看来德国人希望能够让苏台德德国党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内部摩擦与分歧。如果说舒伦堡的回忆录在这一点上的记录值得信赖的话，那么与其他人相比，比如他在党内的二把手卡尔·赫曼·法兰克，亨莱因对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的兴趣显然要小得多。舒伦堡后来回忆说，亨莱因当时着眼于使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实现自治，而柏林那边也知道他与“克里斯蒂上校，即英国特工处的一名代表”有所联系。海德里希于1938年夏天指使舒伦堡监视亨莱因，并揭露这一神秘联系中的所有内容。如果舒伦堡的报告属实的话，亨莱因给英国的信息不能算作完全出人意料：“......不管是对苏台德德国党还是对希特勒来说，再等下去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有必要，这个问题将不得不通过武力解决。”1938年末和1939年初发生的事件似乎证明他是正确的，在英国和法国于慕尼黑接受了德国的无礼要求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沦陷便顺其自然地发生了。舒伦堡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德国情报机构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秘密行动如何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被他称为是“德国军队和平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 根据他英文版回忆录中所说，他是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一员，当希特勒随行人员“为了成为第一个到达布拉格古老而历史悠久的哈德卡尼城堡的人......夜里在结冰的道路上以惊人的速度狂奔，途中经过正在行军中的德军纵队。” 如果按照德国人的回忆录来看，舒伦堡留在柏林是为了确保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查的回程被大大推迟，从而使纳粹得以迫使哈查同意纳粹德国将捷克人民纳入所谓的保护之下。

       虽然人们可能会怀疑舒伦堡于1938年5月25日与卡塔琳娜·格特鲁德·科特坎普结婚的这一日期与他成功完成在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任务有关，但现有的记录清楚地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党卫军官员，舒伦堡有义务正式向党内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成婚。婚姻申请于1938年1月27日便已提交到党卫队的族谱审理办公室，基于舒伦堡及其未婚妻的种族血统以及他们两人的健康状况，党卫军分别于1月28日和2月18日对这份申请进行了审议，最终没有表示异议。1938年2月22日，官方批准了这桩婚事。由于舒伦堡已在一年前脱离了天主教会，因此这场婚礼举办地偏向于一场民间仪式。卡塔琳娜·格特鲁德·科特坎普于1907年出生于波恩，并在那里的国民中学上学，十四岁时成为一名女装裁缝，自1925年以来她便一直从事独立裁缝的工作。关于两人婚姻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但他们在大多数方面似乎都有很大的不同。这段婚姻最终只维持了一年多，关于他们的离婚诉讼程序被相当完整地记录在案，向我们揭露这场婚姻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痛苦和不愉快的。关于这场婚姻为何如此短暂，威廉·霍特尔后来解释说舒伦堡“在第一任妻子因年龄问题而无法生育的情况下与她离婚” ，这一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一些作家提出离婚的另一个原因是舒伦堡不愿意接受“一个工人阶级的妻子...... 一个女裁缝”，这听起来也不太可信，因为人们可能会想，为什么舒伦堡在婚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正如在离婚案件中常见的那样，他和他的妻子都由律师事务所代理，这些事务所的首要目的便是收集对方的负面信息，这对于给柏林法院留下深刻印象从而和达成有利于客户的判决是必要的。双方提供的令人不快的细节似乎表明这场婚姻已无法挽救，记录显示，舒伦堡和他的妻子在结婚前便已同居，或者说他们维持着“订婚”状态长达八年。他们为什么决定结婚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从现有的资料和一些细微的迹象来看，舒伦堡与卡塔琳娜·科特坎普的这一私人事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私人的范畴，是他工作环境中的一些人迫使他不得不对这样的关系做出调整。1939年12月31日，这段不幸的婚姻在一场充满了痛苦和怒火的判决下被宣告结束，舒伦堡的妻子被判有罪。她在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全力斗争，甚至还亲自拜访了舒伦堡的顶头上司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显然她不太愿意屈服与这个判决，关于财产和经济方面不友好的法律通信则至少持续到了1942年的中期。

       而没有被这些记录所显示出来的是，他的个人问题是否与他在如此年轻时便面临过度的政治和职业压力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很可能是婚姻方面的问题导致了舒伦堡在1939年5月的“精神崩溃”。 关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妻子莉娜和瓦尔特·舒伦堡之间流传的不正当谣言显然无助于事态的发展，并且愈发揭示了他个人生活和职业问题之间存在的明显关联。 海德里希在晚餐时威胁舒伦堡，如果他不告诉他自己与莉娜沿着普莱纳湖畔散步的真相，他就会毒死舒伦堡。这次晚餐可能并不与舒伦堡回忆录英文版中的描述完全一致，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一插曲，也没有理由怀疑海德里希那冷酷的性格和深不可测的心机，以及纳粹高层无处不在的猜疑。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舒伦堡可能会寻求转换部门。虽然他对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问题十分感兴趣，但他的专业好奇心早已转向安全部门及其组织。到了1939年8月的时候，舒伦堡已经从精神和生理上的崩溃中恢复过来，在与海德里希交谈之后，他发现自己被任命为不久前才在柏林组建而成的保安局第四部门的负责人。没人能比臭名昭著的海因里希·缪勒更适合成为第四部门（即盖世太保）的头子，统领海德里希“最强大的武器”，并成为舒伦堡的上司。正因如此，舒伦堡不仅越来越多地从法律问题转向情报问题，而且德国情报机关那混乱的组织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也加深了他的观点———即只有更高程度的中央集权才能使情报工作更加有效地开展。在舒伦堡工作的早期阶段，建立一个强大的安全部门似乎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主要目标。他在1939年2月24日发表的长达二十九页的组织备忘录似乎并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想象空间，在备忘录中他这样写道，党卫军将根据其“纪律和意识形态行为特别法”以吸收整个政府部门的警察，从而创建一个新的国家安全部门。而这一全新的联合部门，舒伦堡明智地给了它一个模糊的名称“人事联盟”，他将竭尽全力用此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同时也用来“发展完全公正的政治情报工作”。那些试图在这座新规划的庞大组织中发现舒伦堡个人目标的人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这份备忘录中包含的含义极其模糊且闪烁其词，但它依然能够被视为这名二十九岁的党卫军领导人工作的一个样本，以及它的制定者在竞争激烈、往往难以预测的纳粹精英网络中周旋的方式。舒伦堡的这份报告成为了海德里希和维尔纳·贝斯特之间争论的中心议题，海德里希大体上同意舒伦堡的观点，而维尔纳·贝斯特在1940年之前一直是海德里希的副手，因此争论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但舒伦堡除了为海德里希制定一个组织计划以外，可能还打算制定一些其他的计划，当然还会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观点纳入整个提案中。考虑到律师这一未来将在RSHA尤其是保安局中带来争议的职业，我们有必要回顾并考虑到的是，虽然他的支持者海德里希和希姆莱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法律，舒伦堡却已经完成了他在法律方面的全部研究，并且有资格经营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在缺乏其他国家有效的政治或军事反对的情况下，德国只能如期望中那样继续推动侵略性扩张，并且，从国际环境和欧洲的事态发展来看，波兰似乎已被定为下一个目标。舒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德国准备攻打波兰几乎没有提及，而且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参与入侵前的计划。然而，他确实详尽地回忆了自己于1939年8月26日与他在总部的前导师赫伯特·梅尔霍恩的一次奇怪的会面，这场会面发生在格莱维茨行动的前几天。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舒伦堡关于他们在一次非常私密的散步中谈话的报告，那么当时的梅尔霍恩正处于非常震惊的状态，因为他的敌人海德里希亲自下令，命他执行对格莱维茨进行攻击的这项任务。舒伦堡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各自的运营计划，不过这一说法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他建议绝望的梅尔霍恩想出一些借口，用来解释他为什么无法按照预期那样精准地执行任务，然而他的建议很可能就是这么说的。 梅尔霍恩后来确实告诉海德里希，他不够健康，也不够强壮，因此恐怕无法达到通常执行任务的最高标准。尽管让人难以置信，但海德里希的确接受了梅尔霍恩的决定，只是再次将他从保安局开除。1939年8月31日的格莱维茨行动是一场德国人打扮成波兰人对格莱维茨广播电台进行的臭名昭著的袭击，并留下了他们为此目的在集中营杀害的一些人的尸体，从而制造了一个能够使德国合法进攻波兰的借口，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这次行动主要是由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执行的，他似乎在执行海德里希的任务时没有遇到任何问题。虽然舒伦堡没有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但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自从一周前《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订以来，他对俄罗斯遵守承诺从此成为德国的伙伴而非一个具有威胁的英国和法国的盟友这一点感到十分高兴。 不管怎么说，舒伦堡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件事上做出的评论多少表明那时的他仍然相信，即将到来的战争可能对纳粹德国产生积极的影响。




未完待续

墙头于我如浮云

一、新手时期（3）

       提要：波兰的沦陷、文洛事件的始末及其影响



       关于纳粹德国和苏联在对波兰进行残酷袭击后波兰境内的情况，舒伦堡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虽然作为新成立的第四部门E处的员工，他被派往执行的任务似乎与德国在波兰的军事行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但舒伦堡发现自己被命令作为党卫队国家安全部的代表与希姆莱一起旅行，在他离开之前，海德里希提醒他注意党卫队地区总代表卡尔 · 沃尔夫和他的副官们，他称在希姆莱的周围有“一群相当令人不快的人”。事实上，舒伦堡后来认为，虽然那些家伙们名义上为官方副官，但他们实际上正接受希姆莱的考验或筛选。9月28日，海德里希亲自现身华沙，并指派舒伦堡为即将到来的希特勒征服华沙之行组织安保工作。 以下描述便是他在那里看到的景象：“ ......到处是被毁坏和烧毁的房屋、饥饿和悲伤的人群......烟雾弥漫在城市的上空，到处都是人肉被烧焦的甜味......华沙已经是一座死城了。”

       对于这名最近才受到任命的反情报官员来说，更为重要的东西肯定是从波兰情报记录中收集到的信息。根据材料中说，当时大约有四百三十名德国人为波兰情报部门工作。与其他情况一样，这份材料的内容与他在回忆录中的所述在细节上略有出入，但毫无疑问的是，他被派往莱茵-鲁尔地区的短暂旅行只有一个主要目的，那就是检查已被波兰人完成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是否确实安排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舒伦堡对波兰情报组织里早已充斥满德国人这一情况完全一无所知。波兰人已经交出了精心制作的德国密码机的复制品，时机恰到好处，正当德国潜艇前往指定的大西洋作战基地、一支庞大的地面部队逼近波兰时，斯图尔特 · 孟席斯上校和他军情六处的特工们正在伦敦的维多利亚车站接受波兰人的礼物，其非凡的重要性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日益明朗。

       随着波兰的覆灭，年轻却雄心勃勃的舒伦堡即将回到柏林，投身于相对于他短暂的职业生涯中来说最广为人知的壮举之一。克里斯托弗 · 安德鲁曾将文洛行动称为“SIS历史上最令人尴尬的事件之一” ，而德国侵犯荷兰边境、绑架两名英国特工的行为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虽然很难确定德国人究竟从这次演习中获得了什么，但毫无疑问，英国情报部门遭受了意料之外的打击，更不用说由这一事件带来的或真实或想象中的后果了。 一些作者依旧认为纳粹代表和英国情报机构之间进行的这次有些令人惊讶的接触，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因素之一，然而许多证据表明早在1939年9月之前就存在这种接触。当时的英国人早已意识到德国社会中方面存在的不安情绪，伦敦总部也知悉德国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对元首潜在的不满情绪。

       由克劳德·爱德华 · 马约里班克斯 · 丹西经营的所谓代号为Z的组织并非不为人知。作为在一战中有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经验的老情报人员，丹西最近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联系网络，用以作为Z的起点。据推测，当时除了1923年至1939年军情六处处长休·“奎克斯”·辛克莱以外，几乎没有人完全了解Z组织及其广泛的活动内容。丹西的业务基地在瑞士，另一个重要的中心则在荷兰。与已发表的历史研究相反，英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早期接触并不是由舒伦堡促成的，而是源于弗朗茨 · 费舍尔博士。据说菲舍尔曾作为特工为丹西工作，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他又成为了党卫军情报安全处的特工，以防德国人获胜。因此，根据消息来源，他可能是一个居住在法国的纳粹德国难民，也可能是其中一方或另一方的特工。费舍尔设法让一个名叫索尔姆斯的德国军官同意把所谓现存的军事反对派成员带到荷兰，以便会见驻扎在海牙英国大使馆的军情六处官员理查德 · H · 史蒂文斯少校的代表。索尔姆斯少校，这个与德国军事反对派有着某种神秘联系的人，实际上是军事情报一处兼空军部的约翰尼斯 · 特拉瓦里奥少校。由于一些相当奇怪的情况，组织Z在荷兰的首席执行官西吉斯蒙德 · 佩恩 · 贝斯特，大概也被拉进了这场游戏。首先，当时为丹西工作的斯皮克告诉丹西他可以信任弗朗茨博士，即弗朗茨 · 费舍尔。丹西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正如安德鲁所说的那样，“同意通过他在伦敦的总部而不是通过贝斯特来处理费舍尔的事情。”战争来临时，正是丹西任命了贝斯特作为费舍尔的情报官，从而为这场戏剧化的文洛事件画上了序曲的最后一个句号。贝斯特没有意识到费舍尔同时为英国和德国情报机构服务，因此要求这名他所信任的特工安排一次与德国人的会面。

       虽然舒伦堡在战后告诉英国情报机构，在他的印象中自己与贝斯特和史蒂文斯的接触始于1939年8月的某个时候，但大多数记录显示，他们的第一次真正接触发生在1939年9月初，地点是位于荷德边境文洛的威廉敏娜酒店。 大约就是在这里费舍尔将贝斯特上尉介绍给了“少校索姆斯。” 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各方关于这次会面的描述均有所不同，但似乎费舍尔后来向他在安全处的情报官员赫尔穆特 · 诺钦博士进行了汇报，报告中称英国的情报人员非常有兴趣与一名德国高级官员讨论早期达成和平的可能性。如果有人相信一名1938年至1941年间驻扎在荷兰的国防官员，即奥贝斯特劳特纳特·沃尔特·舒尔茨-贝尔内特军官在很久之后做出的一份报告，在不知道后者在SD中地位的情况下，费舍尔打电话给诺钦，并转达了贝斯特的愿望，希望联系有兴趣迅速结束战争的德国各界人士。

       麦克唐纳对此事的评价是，“舒伦堡和诺钦当然相信他们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和平谈判”，这与柏林和伦敦显而易见的政治困惑相吻合。几乎在这场荷德边境奇怪的事态发展的同时，一个极其活跃但有点神秘的纳粹特使，即霍恩洛厄-兰根堡的马克思 · 欧根王子，会见了英国团队队长马尔科姆 · G · 克里斯蒂，由于他早期的空军参谋中的职责和经历，因此在柏林的德国官场里很有名。英国人对于某些德国人可能会想到用戈林环取代希特勒的这一暗示感到有些兴趣。然而，人们可能倾向于将这一场在瑞士发生的接触解释为一些英国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会考虑与在荷兰的德国军事使者进行谈话，是为了便于研究除了战争以外可能存在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并不奇怪， 然而奇怪的是，英国情报部门显然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德国人的真正目的及其背后的阴谋。

       与此同时，莱因哈德 · 海德里希选择了年轻且相对来说缺乏经验的瓦尔特 · 舒伦堡来指挥这场相当危险的游戏，使他在依然中立的荷兰地界内与英国情报机构的人员会面。当然，舒伦堡对此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项挑战，不过他甚至大概十分欢迎这个能够证明自己专业才能的机会。回想起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人们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即文洛的大部分行动皆计划不周，没有经过真正的深思熟虑，而且只是在不断地对发生的意外和波折做出补救。就连英方与德方会面的日期和地点在各自的消息来源中也不太可靠，这种不确定的状况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因为据现存的回忆录中表明，第一次这样的会面已经发生在1939年10月20日，地点是在聚特芬的一家咖啡馆，当时的卡帕上尉，实际上是荷兰中尉德克 · 克洛普，他和弗兰兹 · 菲舍尔博士一起在边境的丁克斯佩洛村庄接走了德国访问者。让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大吃一惊的是，对方并没有如他们预期中的那样带着德国将军和他的副官回来，而是带回了两个年轻的德国人，他们自称是冯 · 塞德利茨上尉和格罗施中尉。事实上，他们分别是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的领队卡尔 · 冯 · 萨利什和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伯恩哈德 · 克里斯滕森。据贝斯特回忆，没过多久，聚特芬咖啡馆的气氛便被认为是不安全的，甚至具有一定的威胁，导致他们不得不驱车前往贝斯特位于阿纳姆的一些朋友的家中。当荷兰警方干涉到这次秘密会谈时，双方同意于10月25日举行新的会谈，会谈日期随后又改为10月30日。卡勒姆 · A · 麦克唐纳在他关于文洛行动简短而冷静的分析中提到了舒伦堡对10月21日这一天的记忆，并指出“舒伦堡显然把他自己的活动与萨利什和克里斯滕森的活动混为了一谈。”这就表明舒伦堡记得英国代表曾对他说过的话，即正如他的使者在前往荷兰之后向他报告中说的那样：“英国军官向我保证，陛下的政府肯定对我们所要进行的事业感兴趣，他们的政府在如何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和实现和平这方面极为重视。”

       虽然受到各种后勤困难的干扰，会议还是在10月30日这天如期举行了。前往海牙的有三名德国军官，以此命名的还有施梅尔上尉，马蒂尼上校和格罗施，英国人已在之前的会面中认识了他们。施梅尔就是舒伦堡，他和真正的施梅尔一样，是隶属于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在这场骗局中戴着单片眼镜。 事实上，马蒂尼上校便是马克西米尼安 · 德 · 克里尼斯，于1938年11月接替卡尔 · 邦霍弗尔担任柏林大学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教授，并在著名的查里特医院担任神经诊所的主任。他出身于奥地利，并在那里接受教育，自1934年以来一直是科隆大学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教授。这位教授自1931年以来就是纳粹党的成员，并于1936年加入党卫军。德 · 克里尼斯和舒伦堡第一次接触的时间和方式尚无定论，但根据舒伦堡的说法，在文洛行动之前，德克里尼斯便是他“最好的朋友”，事实上他们对彼此都十分熟识，以至于德 · 克里尼斯曾直接找到舒伦堡，希望他能帮助安德烈亚斯 · 莫西做点什么。安德烈亚斯 · 莫西在1934年曾帮助德 · 克里尼斯，当时他因在奥地利从事纳粹活动而受到逮捕，而莫西现在正被关押在德国的集中营里。 舒伦堡后来形容德·克里尼家是“一个非常舒适和有教养的家庭，多年来我一直像他们的儿子一样在那里受到接待。” 他把他的老朋友描述成一位“优雅、庄严、极富智慧且有教养”的人，显然舒伦堡完全信任他，并发现他“非常适合扮演我心目中的这个角色。”

       冒险三人组驾车前往荷兰，并没有等待卡帕上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德克 · 克洛普中尉，试图在没有边境检查的情况下进入荷兰。幸运的是，他们被抓了起来，一直等到克洛普到来。这并不奇怪，在解放德国人之前，克洛普利用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仔细检查了他们的证件和其他物品。然后他带领他们去了史蒂文斯在海牙的办公室。舒伦堡回忆说，他向他们谈论了他们是如何摆脱德国的希特勒、用以安排这场与西方国家的和平谈判，并且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将因此重获独立，柏林将也将恢复正轨，而她在第一次大战中失去的殖民地也将得到恢复。贝斯特上尉对这次交流的记忆与舒伦堡并无矛盾，他引用舒伦堡的话来说：“我们是德国人，必须首先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在我们对希特勒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们想知道英国和法国是否准备给我们一个既公正又体面的和平。” 令人遗憾的是，贝斯特没有对那天晚上在他家里招待德国客人的那顿显然是比令人愉快的晚餐作出评论，因为舒伦堡后来曾在回忆录中说，他家的牡蛎好吃到“不可思议” ，而贝斯特和德克里尼斯也在餐后的精彩演讲中各放异彩。他们甚至有时间来谈论音乐和绘画等较为轻松的话题，而且“当我们开车回到别墅时已经很晚了” ，贝斯特已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住处。如果舒伦堡说得没错的话，第二天早上，他们吃了一顿豪华的荷兰早餐，然后被带到贝斯特的办公室参加最后的工作会议。要么是史蒂文斯和贝斯特都受到了德国使者的青睐，要么就是为了保持良好的氛围，总之他们在努力试图玩好这场游戏。不管怎样，德国人最后甚至得到了一台发报机，并且还被指导如何与海牙英国特勤局取得联系， 他们的呼叫号码是0-n-4。

       根据贝斯特的回忆，接下来的会面是通过无线通讯安排在11月7日于文洛举行的。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显然对地点的选择不太满意，他们认为如此靠近德国边境是有风险的，但是克洛普却认为那是一个完全无害的地方，他们最终就是在那里见面的。施梅尔和格罗施出现了，并对上次会议所处理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后续讨论。然后英国人被要求在第二天返回会见德国军队中的抵抗军“首领”。当他们在11月8日下午回来时，施梅尔单独会见了他们，并解释说“将军”再次受到拘留。“针对希特勒的计划”已是当务之急，施梅尔告诉他们，但是将军想要会见英国代表，事实上，为了安全起见，他想要把一些文件交给他们保管，以防计划失败。会见的日期定在第二天，即11月9日下午4点57分。

       舒伦堡回忆录中的内容基本上与贝斯特对这些事件的说法相一致，只是补充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信息，他称自己在11月7日的行为并没有受到的官方的批准，以及他对自己在荷兰打算实现的这一计划的真实（或后来捏造的）解释。11月8日的会议只能这样处理，因为在短时间内他无法凭空捏造一个合适的反对派将军。 如果舒伦堡说的是实话，那么直到11月8日，他才找到了一位商人用来扮演他认为适合担任反对希特勒这一阴谋的领袖角色。

       当做完关于第二天开展的文洛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之后，舒伦堡在他所居住的位于杜塞尔多夫的住所里，由于精疲力竭而几乎崩溃。自从在海牙与英国进行了关键的会晤之后，人们开始相信这一举措势在必得。然而此后不久，海因里希 · 希姆莱突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结束了他的休假。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在慕尼黑海德豪森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有人试图刺杀希特勒。希姆莱曾经或者假装确信“毫无疑问，是英国情报局在背后策划了这一切。” 虽然希特勒或希姆莱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把正在荷兰进行的诈骗游戏变成一起危险的绑架案目前依然存疑，但是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怀疑舒伦堡的报告，即他在11月8日之前没有被告知他将负责执行一场精心策划的绑架案。

       关于这场绑架案，在11月8日之前舒伦堡声称，在11月8日这天他从荷兰边境的会议回来后，在杜塞尔多夫接到了另一个奇怪的电话，这几乎表明关于这场针对英国情报人员的绑架事件是早就计划好的。尽管舒伦堡的回忆录中没有透露打电话者的姓名，但这个人似乎就是第二天在荷兰文洛指挥这次行动的党卫军军官阿尔弗雷德 · 瑙约克斯。当他在前一天晚上与舒伦堡通话时，他告诉他自己将奉命带着一队特别小组前往杜塞尔多夫，用来在第二天掩护舒伦堡以确保他身上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根据舒伦堡回忆录中叙述的内容，他是否曾告诉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党卫军军官如果第二天事情进展顺利的话他可能真的会和英国人一起去伦敦的这件事，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回想起来，考虑到瑙约克斯鲁莽的个性———卡勒姆·麦克唐纳称他为“枪手瑙约克斯”，舒伦堡的这一举措至少可以说是有点粗心大意。

       关于这场发生在1939年11月9日的事件，有大量或多或少可靠的报道。贝斯特和舒伦堡都从自己的角度讲述了这个故事，他们的叙述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不同的作者也在后来对这些报告和其他文件作出了解释，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巧合，那就是贝斯特和舒伦堡都出席了文洛的最后一次会面，并且都对这次行动及其实用性怀有确凿的疑虑。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可能已经被德国人在这场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给愚弄了一段时间，但是很难忽视他们去参加会议时都带着枪的事实。此外，他们已经决定，这将是他们与德国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以防德国人再次无法提供真正的事实。尽管他们仍在考虑对方是否的确与真正的抵抗组织保持联系的可能性，但他们也非常清楚德国那近在眼前大举入侵的这一威胁。他们对于荷兰军队频繁控制道路通行的反应可能反映了他们不那么乐观的镇定：他们将非常高兴如果他们被告知不能继续前进到边境。舒伦堡———或者被英国人称为施梅尔，则对此事持保留态度。虽然他曾和英国特工玩过这个游戏，并且可能确实对超出这个游戏本身性质之外或许存在的意义有着相当不切实际的想法，但他显然完全理解陷入这种性质的国际事件的危险。目前尚不清楚舒伦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向希姆莱表达自己的保留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与他在英国的联系人一样，舒伦堡对这一天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在回忆录中，他声称自己没带武器就去了文洛。

       到了1939年11月9日，即使是舒伦堡也意识到，关于他“继续在伦敦进行谈判的伟大计划”必须被取消。相反，他发现自己至少部分负责这场危险任务中的其中一项，其中可能包括枪战。 舒伦堡确实担心自己会丧命，并在回忆录中公开承认了他的这份担心。可以肯定的是，由阿尔佛雷德 · 瑙约克斯和维尔纳 · 戈奇挑选的十二名特种部队的人不会把他和贝斯特混为一谈，即使在他和贝斯特都戴着单片眼镜的情况下，因为在行动之前舒伦堡便已与他们有过会面。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他和伯恩哈德 · 克里斯滕森穿过边界，进入一家附近的咖啡馆。他们点了些饮料，并透过窗户观察外面的情况，在他们警惕的眼中，眼下这里好像有太多带着警犬的警察。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咖啡馆里继续等待，并猜测下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们虽然对英国人或荷兰人的计划知之甚少，但他们确信，一小支荷兰党卫军武装分队已经准备好越过边界采取行动。下午四点左右，路上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当舒伦堡走到门廊上时，他举起手向到达的英国情报官员致意，或者向他的党卫军士兵发出信号。过了一会儿，舒伦堡发现自己身处枪战之中。一切结束后，贝斯特、史蒂文斯和他们的司机简 · 弗雷德里克 · 莱门斯便被德国人绑架了，克洛普中尉受了重伤。贝斯特后来回忆说，抓捕他们的人把他们押过了边境。“黑白相间的边境线刚离我们而去，我们现在已身处纳粹德国。”舒伦堡很幸运地没有在这次短暂而混乱的交火中被击伤，他跳上自己的车，迅速离开了现场。此后不久，在边境另一边的杜塞尔多夫“福音派医院”，一位名叫瓦尔特 · 贝伦斯的医生为一名没有身份证明但仍穿着荷兰标签外套的重伤男子做了检查。当这个神秘的病人在同一天晚上去世时，看守他的德国警察也没有离开他的身边。经过审讯，简 · 莱蒙斯被遣送回荷兰，并最终成为荷兰抵抗组织的其中一员。

       关于文洛事件这个作为一场由德国情报机构一手操办的行动，以及舒伦堡在这场厚颜无耻的最后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的评价各不相同，但回顾过去，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舒伦堡其实可能更愿意避免绑架他在英国的联系人。相反，在他自己的预想中，他似乎更愿意能够与英国情报机构进行更多的长期谈判，以便仔细检查并寻找任何可能退出战争的办法与机会，无论这种机会多么渺茫。1945年，美国情报官员克林顿 · 加拉格尔在奥伯塞尔军事情报审讯中心与舒伦堡进行了交谈，他说：“我......准备相信他的声明，即绑架这件事情......与他自己关于长期利用与英国服务部门的联系的想法相反，他只是极不情愿地默许并参与了绑架。”仔细查看这些记录，我们也许倾向于质疑舒伦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上级的决定，更不用说同时还要必要避免被视作一个过于急切地争取到最高职位的人，他在RSHA系统内部的敌人可能很容易因此而警醒。

       虽然德国绑架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背后的动机仍在争论之中，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对英国特工实施抓捕是一个相当短期的决定。实际的绑架行动显然是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爆炸事件之后决定的，当然，德国当局利用了这次事件来证明荷兰和英国之间在某种形式上可以说是背信弃义的合作。事实上，由乔治 · 艾尔塞发起的贝格勃劳凯勒酒店轰炸事件与德国进攻荷兰，这两者之间似乎根本没有任何联系。战后舒伦堡本人也明白无误地指出：“......德国意图通过侵犯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地位用以攻击西方，这在当时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任何可能建立起来的英国与荷兰情报部门地合作都将无法阻拦这些行动的实施......”在个人方面，这位有影响力的年轻党卫军领袖与阿尔弗雷德 · 瑙约克斯、马克西米尼安 · 德 · 克里尼斯和维尔纳 · 特施一起被授予了铁十字勋章一级勋章，以表彰他们成功对抗了英国的背信弃义，希特勒亲自颁发了这项荣誉。顺便说一句，党卫队长赫尔穆特 · 诺钦在这次行动中的作用也没有被忘记，他也被“元首亲自”授予了铁十字勋章一级和二级。

       虽然舒伦堡似乎很少或根本没有参与德国对荷兰发动的愈加严峻的军事行动，但作为第四部门E组的组长，他却大量参与了关于贝斯特和史蒂文斯的文书汇报工作。针对这两名英国特工的审讯发生在柏林郊外的奥拉尼堡营地中心，可以推测的是，负责审讯的人员对这些被俘的英国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以求能够尽可能多地了解英国情报机构的组织情况，以及他们针对德国的应急计划。有记录表明，海德里希曾命令审讯官恩斯特·沙姆巴赫尔博士接管审讯工作，后者得到了审讯官卡尔 · 沙伊弗博士和另一位名叫费默的刑事警官的协助。战后接受审讯时舒伦堡坦率地承认，他自己也曾“在四五个场合”对这些囚犯进行过讯问。两名英国特工的审讯是相互隔开的，记录显示在审讯过程中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没有被使用，例如药剂。舒伦堡后来告诉他的英国审讯人员，他曾与贝斯特有过接洽，并建议他成为双面间谍，而贝斯特似乎愿意答应这个提议。然而舒伦堡也意识到，贝斯特愿意合作很可能只是因为他渴望回到祖国英格兰，因此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研究。显然，舒伦堡担心希特勒会决定利用这些被俘的特工进行一场耸人听闻的审判，用以证明英国的背信弃义，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彻底失去与英国情报机构重建联系的宝贵机会。根据这一思路，舒伦堡甚至试图说服希姆莱用这两名英国人来交换德国战俘。舒伦堡后来回忆说，他认为希姆莱有望答应这些于1943年和1944年提出的建议，但由于担心希特勒会突然想把这些人拿出来大做文章，所以最终没有同意。

       考虑到英国对于这场情报游戏的混乱结局，以及文洛事件与德国入侵荷兰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的愤怒反应，文洛事件在纽伦堡审判中成为针对舒伦堡的不利判决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这位党卫军领导人发现自己被指控为“也参与了（针对荷兰的）侵略战争”， 而他对此的辩护如下：“当时在我的职位上......作为一名非常年轻的政府顾问———当时我29岁———没有人告诉我德国在西方的战争计划；也没有人给我可疑的荣誉来参与这场所谓的德国领导人的阴谋”，这似乎是对舒伦堡在1939年秋天获得的信息水平的明显低估。然而回顾过去，有迹象表明，在他的职位上，舒伦堡在德国的侵略计划中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尽管他成功地参与了这场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情报游戏，而且似乎至少部分了解了荷兰总参谋部的情况。在1939年末的大背景下，这场在文洛结束的游戏，或者更确切地说，德国官员可能认为从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口中获得的富有成果的汇报并不具有重大意义。波兰沦陷后，希特勒和他那些不负责任的顾问们的真正目标变成了击败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我们将迎战英格兰”，这句话很快成为了德国大街上流行的战斗口号，赫尔曼 · 戈林和他饱含信心的空军部队已是整装待发，只等对英国开展猛烈进攻。

       的确，文洛事件的结果就是瓦尔特 · 舒伦堡被他的元首授予了勋章，并且在一群前途广阔的纳粹领导人中的地位也许又有了些许拔高。 然而现实却并不那么喜人，在过去那几周几乎持续不断的压力下，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这个年轻人可能患上了某种形式的“心脏病”。在缺乏可靠文件用以佐证的情况下，是否确实是他的身体不适导致他要求暂时停止在情报处第四部门的工作，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战后伦敦的审讯过程中，舒伦堡解释说，他一直“对纯粹的行政职位不满意” ，因此认为在军队中服一段时间的兵役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为了避免在战后因为没有服过役而被人看不起。舒伦堡回忆说，希姆莱拒绝了他为加入国防军而请假的请求，作为一种补偿，希姆莱同意“派他到国防军最高司令部/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O.K.W）担任两个月的联络官” 。除此之外，在1939与1940之间的那个冬天里，保安局四处的全体人员都在忙于准备情报工作用以协助Weserübung，这是德国即将对挪威和丹麦发动攻击的代号。当德国军队在西部发动进攻时，舒伦堡的部下向法国制造了虚假的无线电新闻广播，用以“在我们的敌人中制造尽可能大的混乱”。除此之外，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操作。四百年前，诺查丹玛斯曾对法国天空发布了一个可怕的预言：“在预言中，‘飞行的火机’会造成可怕的毁灭。”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举动似乎是舒伦堡职业生涯中几个引起一些作者嘲笑这位党卫军领导人的奇怪事件之一。




未完待续

墙头于我如浮云

一、新手时期（4）

       提要：对英国的作战计划、温莎行动、第二次婚姻、海德里希对其未来职业的安排以及搜寻奥托·斯特拉塞尔的里斯本之行，第一部分至此完结



      1940年6月22日，在德国人于贡比涅完成了他们对法国渴望已久的报复之后，对即将到来进攻英国的准备工作也进入了高潮。跨过最初的犹豫，德国现在已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了对抗他们的主要敌人当中。他们将给布鲁默沃尔克（店主之国，对英国的一种蔑称）带来秩序，清除雅利安英国社会中的种族杂质。德国人将如何完成这项任务，可以从1940年夏天瓦尔特·舒伦堡制作的一份英国特别通缉名单中找到答案。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回顾说：“1940年6月底，我奉命为入侵部队以及随后入主的政治与行政单位编写一本小册子，简要介绍大不列颠几个最重要的政治、行政和经济机构及其主要公众人物。” 特别通缉名单显然是任务的一部分，不仅很长，还囊括了德国人打算逮捕、监禁或消灭的人。名单上除了丘吉尔和伊登之外，还包括八十岁的波兰钢琴家伊格纳西·帕德雷夫斯基、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潜逃的德国外交官沃尔夫冈·甘斯·赫尔·普特利茨、现在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克洛普·乌斯蒂诺夫、作家阿道斯·赫胥黎、情报官员爱德华·马约里班克斯·丹西、政治家哈罗德·哈罗德·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德国历史学家爱德华·爱泼斯坦、作家罗伯逊、美国歌手保罗·罗伯逊以及前德国海军军官现在美国从事阴谋破坏活动的间谍弗朗茨·林腾。“所有被列入特别通缉名单的人都必须被逮捕”是对入侵军队和随行SS明确无误的指示。德国军队在东欧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可以作为一个暗示，表明英国即将面临的是一种怎样的状况。甚至在他们计划登陆英格兰海岸之前，德国陆军司令部就发布了一项命令，大意是那里所有十七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健全”男性将被驱逐到德国被迫从事劳动。尽管舒伦堡回忆说，这些小册子的作者究竟是谁似乎并不确定。虽然他当时完全有可能忙于编写一本名为《大不列颠信息手册》及其补充材料《特别通缉名单》的通用手册的大纲和结构，但显而易见的是，有一整个专家团队都被要求去收集和整理大量的个人和机构数据，即使其中一些数据是错误的，然后生产被舒伦堡声称由他负责的两万份副本。他当时所要负责的事情用紧张来形容已经远远不够，更不用说光操纵爱德华八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温莎公爵，这一可疑的任务已将把他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以至于他最多只能够腾出时间用来监督关于生产这些小册子的项目。在舒伦堡战后的记忆中，所有的两万份副本都在一次空袭中被销毁了，虽然这件事似乎和他所供出的作者身份信息一样不可靠。在其他关于这份特别通缉名单负责人的一些无法证实的报告中，有人认为是弗朗茨·阿尔弗雷德·赛克斯指挥了这个项目。当是时，赛克斯刚刚被任命为占领英国之后在那里的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而他接下来的任务就比较复杂了，内容是将英国社会转变成一个足够可塑的社会，以便德国人能够将他们所宣称的高级日耳曼结构强加于此。

       有人可能会好奇，舒伦堡对于这份为入侵做准备的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有趣的”、放到今天来看甚至是错误百出且直截了当到令人震惊的小册子中所概述的英国德国化抱有怎样的看法。众所周知，他对英国及其机构有着相当可观的尊重，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有些可笑，因为他随后接到的任务与德国入侵英国的计划密切相关。尽管这种不正当想法的起源并不十分明晰，但是有效的信息却指向了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德国前驻圣詹姆斯法院大使，即现在的外交部长，他已经开始对英国产生厌恶。德国利用温莎公爵用以对抗英国的这一陈腐计划的背景仍然模糊且令人困惑。就在1937年，温莎公爵和他的妻子还去德国拜访了元首。此外，公爵在不同场合发表的意见可能被解释为亲德，总而言之，这些行为在某些方面可能的确会给人们带来这样一种印象，使他们认为可以请公爵来协助在伦敦和柏林之间建立政治桥梁。德国人是否打算把他作为中立国家的一个棋子———例如瑞士，作为他们在对战英国的中长期计划中的一个有用的工具，或是像一些消息来源指出的那样，将他非常直截了当地安排在一个德国的附庸国担任国王，目前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与这些不确定的德国规划背景相比，于1940年7月交给舒伦堡的任务中的细节则非常清楚。 舒伦堡被授权强烈邀请公爵前往某个中立国家，最好是瑞士，作为回报，德国将使他“脱离英国皇室家族的操纵” ，并愿以五千万瑞士法郎作为交换条件的金融担保。如果情况比预期中的要困难，比如考虑到英国情报机构的干预，那么舒伦堡则被允许可以自由地采用更加强硬的手段来使公爵就位。但在与里宾特洛甫会面的过程中，舒伦堡意识到公爵可能并不十分愿意与德国人合作，这位外交部长显然对此无从下手，因而只是强调元首个人希望这次行动能够成功。显然，舒伦堡并不认同这一干涉英国皇室成员的做法。当里宾特洛甫说“我要向元首报告你接受了这项任务”时，舒伦堡认为这正是个能够让他退出的好时机。但他误判了形势，因为里宾特洛甫突然拿起电话打给希，并把另一个的话筒递给了舒伦堡。“告诉他，我对他寄予了厚望” ，这是希的最后一句话。 里宾特洛甫从椅子上站起来，向电话鞠躬说：“谢谢您，我的元首......”在这段插曲之后，舒伦堡立刻去找海德里希，并向他了汇报这一情况。然而后者对此的反应相当“冷淡” ，毫不掩饰他对里宾特洛甫这一计划的不抱希望，并做出了如下评价：“......我不在乎整个计划，但我知道，当元首追求这样的目标时，是不可能改变他的想法的......你当然会意识到，你将与一个不会轻易原谅你的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带上两个训练有素且会说这种语言的人，确保你至少受到身体上的保护。因为我告诉你，如果我是特勤局的局长，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破坏你的小计划。”

       我们不能确定舒伦堡或者国防军的人或是否已经获得了关于公爵即将从葡萄牙前往巴哈马旅行并且将作为总督居住在那里的信息。然而，人们可能会认为，在充分了解到英国的政策以及丘吉尔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英国的绝对决心之后，德国情报部门与其通过和英国直接联系，更有可能是通过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接触从而达到信息流通的。德国轰炸机已经开始对运往英国和英国其他系统的船只进行空袭，不久英国的城市和伦敦都会受到空袭。舒伦堡很可能已经意识到，里宾特洛甫或元首向他描述的计划不在关于伦敦所需要考虑的选项之列。于是他几乎立刻就离开了，在两个有经验的人的陪同下，以备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状况。众所周知，当时的马德里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特工自由行动的地方，所谓的警察随员保罗·温泽，虽然实际上是盖世太保在西班牙的手下，并且有大约二十到三十个人为他服务，但他现在也是舒伦堡的下属。一旦出现问题，他和德国大使埃伯哈德冯斯托勒将是舒伦堡的第一联络人。

       他的回忆录里并没有包含任何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除了令人惊讶的坦率，这显然也是他与冯斯托勒谈话的特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坦率地交换政治观点，特别是那些关于希特勒政权或当前国际事态发展的观点，即使不说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十分不明智的，尤其是当政府部门的各个成员，例如帝国保安局和外交部的利益相交时，情况更是如此。舒伦堡后来回忆说，冯·斯托勒大使在1937年接替了“狂热的纳粹分子”和威廉·福佩尔少将。他非常公开地谈到了狡猾的弗朗哥不愿意让自己和他的国家完全承诺与纳粹德国结成战争联盟：“ ......一些消息灵通的圈子认为，战争持续的时间可能要比德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希望相信的要长。德国仍然没有成功地摧毁大不列颠———这是最终胜利的先决条件。”当然，舒伦堡一定知道德国正在制定的计划，包括通过西班牙运送作战部队进攻直布罗陀。他知道，关于德国对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计划来说，消灭英国在进入地中海口岸的哨岗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鉴于弗朗哥的拖延行动，舒伦堡认为“斯托勒想利用我来警告柏林，在西班牙是否愿意加入战争的问题上不要过于乐观” ，这种观点似乎是完全正确的。此后不久，他在里斯本与德国部长奥斯瓦尔德·冯·霍宁根·怀恩的会面，显然也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几天后，舒伦堡越来越意识到，无论公爵说出了什么粗心的或是具有启发性的政治观点，都不应该被报以太高期望。当里宾特洛普向他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元首下令立即组织绑架”时，舒伦堡似乎已经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绑架行动可能不是培养公爵对德国产生同情心的明智之举。他关于整个事件的报告，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比他做出的关于葡萄牙和西班牙情况的报道要稍微积极一些，但总的来说，形式和内容都是非常冷静的。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本可以名正言顺地与公爵进行公开的接触，但这似乎不太合适，因为我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他毕竟是个英国人。”一些相当随意的举动被用来在公爵方面制造一些条件，或者让他产生某种倾向，这些条件和倾向可能有助于创造一种环境，用来诱使他成为德国的一枚棋子。1940年8月1日，当温莎公爵和他的美国妻子登上美国游轮神剑号前往百慕大群岛时，舒伦堡从“德国大使馆的塔楼房间”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到目标离开。显然，公爵一直处于英国情报局的保护性监视之下，而舒伦堡从他到来的那天起肯定就知道自己已经被英国特工盯上了。然而所有迹象表明，无论是舒伦堡还是德国驻马德里大使或德国驻里斯本部长，都没有对使用胁迫性武力绑架英国皇室成员这一行为的前景感到太大兴趣。当这艘船缓慢地驶向里奥特霍的公海时，舒伦堡强烈地意识到，他未能实现元首的期望———或者说这其实是里宾特洛甫的主意？ 在柏林，眼下对于宣布这个消息来说显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毫无疑问，这是迫使大不列颠接受德国类似西欧霸权统治那令人沮丧的努力中的又一次失败。海狮行动的准备工作正在向前推进，但回想起来，毫无疑问，赫尔曼·戈林被迫渐渐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那备受赞誉的德国空军无法在空中击败敌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英国这个宏伟的计划变得越来越不可实现能。毫无疑问，德国领导人一直对此抱有很高的期望，并且曾毫不犹豫地公开发表讲话，仿佛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力量都会让英国“彻底崩溃”。到达柏林后，舒伦堡首先到外交部报告访问情况。他被告知元首已经阅读了他从马德里发来的报告，尽管他对整个事件的结果感到失望，但完全同意他所做的决定，里宾特洛甫几乎没有说什么，他似乎对弗朗哥的德国政策更感兴趣。舒伦堡后来回忆起他的解脱，表示确实对希的反应感到某种敬意。而他对里宾特洛甫那漫不经心的握手以及他显然无力或不愿意坦率地就此事交换意见的个人看法则完全是负面的，也就在那时，我们可以看到他早就对外交部长无甚好感。“我觉得这个男人和我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建立一种真正信任的关系。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纳粹党的覆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

      相比外交部长的接见来说，随后与海德里希的会面可能要显得更加危险，与他对里宾特洛甫的感觉截然不同的是，舒伦堡对海德里希始终抱有警觉，有时甚至是一种敬畏。即使里宾特洛甫让元首来对付他，也不会有多大用处，因为他完全知道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认同他对外交部长的不满评价。海德里希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且告诉舒伦堡：“不要试图太接近里宾特洛甫，我个人认为你甚至不应该接受这项任务。我非常了解你，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很可能会以这种方式结束。但尽管如此，你还是相当聪明地完成了任务。”对于舒伦堡来说，虽然这番友善的评价温暖人心，但对方接下来做出的关于他职业前途的规划则显得更加意义重大，在海德里希的许诺中， 一旦舒伦堡完成了在第四部门的反间谍工作，他就可以转到第六部门 ，即外国情报机构。海德里希补充说，他更想与他私下讨论这个问题，比如放到即将到来的帕洛狩猎中详谈。

       虽然偶尔到柏林北部乡村的帕洛参加这样的活动在当时来说十分稀松平常，但我们不知道那时舒伦堡是否能够参加狩猎聚会。自从从里斯本回来后，他似乎被严重的身体问题拖垮了，虽然有迹象表明他可能在葡萄牙遭到了某种毒害，但在他战后接受治疗的纽伦堡医院的医疗记录中却并没有说明原因，只是表明他患有腹泻。尽管如此，舒伦堡仍于1940年10月10日再婚。他的第二任妻子艾琳·格罗塞·施内帕克具有一方波兰血统，因为她的母亲被认为是波兰人。虽然有几位作者认为艾琳·施内帕克的家庭很富裕，或者“在柏林的社会地位很高” ，但是并没有可靠迹象表明她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地位特别高。舒伦堡当然知道，由于她的波兰背景，为了使婚姻能够进行，他必须获得某种形式上的官方批准，因此他求助于海德里希，请他向希姆莱说情。他所需的许可得到了批准，但不久之后舒伦堡就发现这些都是有代价的。他的波兰岳母和她的家人受到了盖世太保的密切监视，盖世太保的报告意外地落在了他的桌子上，舒伦堡后来回忆说：“有一份来自波森州警察局的秘密报告，是写给盖世太保局长缪勒的......其中提到了我岳母的妹妹，她嫁给了一个犹太磨坊主。” 根据他在SS内部的经验，舒伦堡的假设很可能是正确的，即海德里希下令这样做是为了方便收集关于他的信息，如果需要的话，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对付他。舒伦堡后来还回忆说，希姆莱对照片上清楚地显示新娘画了眉毛和用了口红这一事实感到不安，然而那时最重要的是，负责新娘身体检查的SS领导布鲁斯特曼博士认为新娘“具有完美的种族特征” ，并且是“北欧的主要种族因素” 。

       艾琳·格罗塞·施内帕克出生于1919年，与舒伦堡一样，她也是在罗马天主教家庭长大的。小学毕业后，她被送到了奥伯莱泽姆中学，这是一所专门招收女生的学校，因为按照德国当时的规定，女孩子是不能进入高中的。她曾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因此在一所时装学院里短暂进修了一段时间。这对新婚夫妇在经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旅行之后来到卢森堡公国，与他的父母住在一起。虽然从各种记录中得到的一些日期相当令人困惑，但毫无疑问，舒伦堡的健康状况已明显恶化，1940年12月2日，他被送往卡尔斯巴德接受为期四周的专业治疗用以康复。他的妻子显然能够以某种方式适应这种生活。我们虽然对她的了解不多，但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与这位年轻的SS领导人在一起的生活必然经常是非常不舒服并且充满忙碌的。他的工作不仅持续高度紧张，而且他的职责还要求他必须经常现身局中，并且频繁执行一些长期在外远离柏林的任务。

       1941年4月的时候舒伦堡还尚在第四部门旗下，几乎是为了使在他前往第六部门之前再次考验他，因为他发现自己又被卷入了另一场反常的行动。当希姆莱亲自通过电话命令他于当天下午在德国总理府向元首汇报工作时，他就知道自己接下来将要接触的事情会是非常重要且令人不快的。因为没有其他更多信息，所以舒伦堡像往常一样打电话给海德里希，海德里希当然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但却不愿在电话里跟他讨论。“还有，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我不同意这个解决办法。不过不管怎样，最终的决定要到今天中午才能做出。”海德里希邀请他过来和他一起开车去德国总理府，在他们接下来的见面中，舒伦堡简直不敢相信，因为海德里希坦诚地让人惊讶。他告诉他奥托·斯特拉塞尔，即格雷戈尔·斯特拉塞尔的幸存兄弟已经在西班牙被找到，德国特工声称他计划刺杀希特勒。事实上，德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盖世太保代表和警察专员保罗·温泽，最近一直在柏林的外交部和德国司令部长官维尔纳·皮科特讨论搜寻斯特拉瑟的相关事宜。海德里希得出的结论是奥托·斯斯特拉塞尔正在西班牙与英国和美国的特工密切合作，他甚至表达了他自己的怀疑，认为斯特拉塞尔是一个“出卖自己的人” ，一个实际上在为斯大林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并且与他的黑色阵线（即施瓦兹阵线）有联系。海德里希已经将他的手下派往葡萄牙，以便更清楚地了解斯特拉塞尔的确切行踪和针对德国的活动。海德里希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然而元首强烈要求对奥托·斯特拉塞尔进行清算，他对目前的调查结果并不满意。”

       当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舒伦堡最终与元首会面时，后者很快就说到了要点：“我现在下达给你的命令必须严格保密，如果情况危急，需要你用生命来坚守。”随后，经过一端短暂的休息，他看上去似乎有些精神恍惚，结果却爆发成了一连串辱骂格雷戈尔和奥托·斯特拉塞尔的言辞。“最伟大的叛徒格雷戈尔，”他这样宣称道，已经得到了公正的判决，但是他那本来不怎么重要的兄弟却由于外国势力的支持，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威胁。“因此，我决定除掉奥托·斯特拉塞尔，不管使用什么手段。” 当元首直视他时，舒伦堡发现自己只能如此回答：“是的，我的元首。”后来他们在希姆莱的办公室里讨论了谋杀计划的细节，当务之急是必须先找到奥托·斯特拉塞尔。对于依然还有些震惊的舒伦堡来说，他渐渐明白过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确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初步的决定。海德里希强调不能让斯特拉塞尔活着离开葡萄牙，舒伦堡在后来的回忆中表示当时他完全被海德里希声音中的仇恨所震撼了。几分钟后，一名医生走进了办公室，舒伦堡确认这名医生就是慕尼黑大学的St博士。 这位显然无动于衷而又非常冷静的医学专家随身携带了两个烧瓶，每个烧瓶里都装着一种细菌液体，一滴就足以致人于死地。St可能就是党卫军突击队队张霍斯特·斯特拉斯伯格，他是细菌学领域的专家，曾被希姆莱从慕尼黑带到柏林用以研究细菌战的可操作性。

       当这位神秘的医生离开后，海德里希警告舒伦堡“小心这些东西”，舒伦堡现在面对着一个明确的任务，他赶紧回到他的办公室，把那些危险的瓶子锁在一个保险箱里。他完全糊涂了：如果一滴就能解决问题的话，为什么要给他两个瓶子？ 他是不是被当作试验某种新物质的实验品，以便最终被用于未来的细菌战？ 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他打电话给他的一名技术人员，让他把这些瓶子装在内衬橡胶保护层的钢制外壳里。 如果需要的话，他想，自己可以把它们扔到海里的某个地方。

       一到里斯本，他就利用自己熟悉的关系网———德国特工、日本联系人和一些或多或少可靠的葡萄牙警官用以搜寻目标。但是斯特拉塞尔却再也没有出现，在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和完全徒劳的努力之后，舒伦堡决定放弃，并在海德里希的允许下回到了柏林。毫不奇怪，奥托·斯特拉塞尔一定时刻保持警惕，自然也没有心情去面对他以前的朋友和现在的死敌。与他那再政变时期被谋杀的兄弟格雷戈尔不同，奥托得以在纳粹时期得幸存下来，实际上，他又一次在政治上尝试了自己的手段，用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回到德国。考虑到这已经是舒伦堡在葡萄牙的第二次失败，然而他不仅能够在回到柏林时保留原职，而且很快成为第六部门的主管，这似乎有些令人惊讶。人们可能会认为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是在保护这位年轻聪明的SS领导人，尽管他在一些涉及野蛮行径方面的任务上似乎表现不佳。




第一部分  新手时期完结

墙头于我如浮云

二、统领外国情报机构（1）

      提要：接管第六部门前后的工作，以及海德里希之死对其产生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段时间以来舒伦堡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期从海因里希·缪勒的安保和监视同胞的盖世太保方面的工作转移到外国情报部门甚至是外交领域。当初总部的人试图说服他来到柏林、而不是加入他学生会的兄弟和父亲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巴特罗姆在杜塞尔多夫的律师事务所时，他们确实向他承诺只要在柏林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便可以被派往国外。因此从舒伦堡的角度来看，早期在国家秘密警察机构的工作似乎完全有可能只是他在纳粹组织中获得第一个立足点的一种方式。对于这位在法院接受培训的非常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律师来说，这类安保任务也可能为他带来新的挑战。当然，一些位高权重的党卫军领导人，例如阿尔伯特、梅尔霍恩、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等人自然早已注意到了这个极具野心和天赋的新来者，可以推测，他在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和葡萄牙等国执行的艰难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使他能够在这森严的等级制度中获得尊重的结果。当然，这些外派任务也意味着事实上他很少花时间处理内部的安全问题，也很少花时间处理缪勒管辖的第四部门中那令人不快的盖世太保工作。1947年，罗伯特·肯普纳问舒伦堡：“第四部门和第六部门有什么区别？”时他回答说：“第六部门只在国外工作。它与警察系统和内政部毫无关系......第四部门是国家警察。”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舒伦堡自己的分部，即第四部门E组的工作，并没有被针对德国平民的秘密警察任务所占据。相反，它的明确目标实际上是针对工业部门，以及整个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方面所展开的反间谍工作，同时也针对波兰和苏联、东南欧和土耳其。

       在舒伦堡任职于第四部门E组期间，从有关反间谍案件的微弱证据来看，人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专注于外国情报方面而非反间谍活动。此外，很明显，党卫军反间谍（E组）组织在柏林以及国外事务方面往往和军事情报局合作密切。一些典型的活动涉及在首都观察外国外交使团以及他们各自的情报线路，另一项任务则覆盖一些与外交人员和国外企业有关的个人调查，在这些特别的行动中，受到监视的可能是德国人或外国公民。舒伦堡后来回忆说，一些可疑的特工显然可以被立即逮捕并采取行动，但其他的一些特工与德国的权势要员关系密切，要动他们一根毫毛即使不不能说毫无可能，也是十分危险的。例如一位瑞典伯爵鲁森曾被怀疑充当一位名叫罗西塔·赛拉诺的智利歌手的信使，而这位歌手又被认为是在为另一个国家服务。事实证明，鲁森伯爵本人认识赫尔曼·戈林，因此盖世太保“不敢下令逮捕他” 。舒伦堡还曾正确地怀疑意大利人路易吉 ·帕利里男爵，他被监测到经常往返于慕尼黑、巴黎和海牙之间。实际上帕利里有他自己广泛的关系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已经作为美国在一些事务上的利益代表而驻扎在意大利，并且在战争期间与党卫军军官以及瑞士的情报官员都十分熟识。最终，他参与了艾伦·杜勒斯与纳粹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之间的谈判，这次谈判名为日出行动，标志着德军在意大利北部最后的投降。当舒伦堡把目光投向这位先生时，帕利里已经为自己建立起与巴黎的党卫军总司令赫尔穆特·诺钦和海牙的党卫军指挥官威廉·哈斯特等人之间非常有用的联系，因此实际上使得舒伦堡无法对其的活动产生任何严重的干预。另一个可以被称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一个在德的大型意大利服务员工会的活动，被监测到是为意大利法西斯所建立，却从未被E组侦破。反间谍行动首先针对波兰，后来又针对德国占领期间的波兰地下组织，这是舒伦堡开展的另一项值得注意的任务，并且显然重点集中在一名波兰特工的身上，这名特工在记录中经常被确认为化名贾库比克，又名昆塞维奇。此人据说隶属于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并且显然与萨洛米亚·拉平斯卡一起工作，后者是柏林满洲国公使馆的一名波兰厨师。这两人最终在柏林的蒂尔加滕被德国人逮捕，他们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网络，至少部分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舒伦堡告诉盟军审讯人员，第六部门在被他接管之前没有对日本采取反间谍措施，因为日本被认为是一个友好的国家。这种礼貌意味着德国人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日本人已然在德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用以收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日本人给昆塞维奇配备了有效的满洲国护照，使他能够在华沙和柏林之间频繁往返而毫无障碍地摆脱德国的管制。当然，整个事件的敏感点在于，在这种背景下，昆塞维茨明面上为波兰地下组织工作，实际上隶属于日本在中欧广泛分布的情报网络的一部分，并且与驻瑞典的日本小野寺五典将军有着直接联系。德国人很快就在柏林发现了这条从波兰通往斯德哥尔摩的小野寺办公室的情报路线，根据记录，很可能是一个依附于小野寺的波兰上校，化名为里比茨基或基比科夫斯基在负责运营这条线路，他在斯德哥尔摩活动时期的身份为一个名叫彼得亚雷或彼得·伊万诺夫的白俄罗斯人。除了德国、瑞典和日本的波兰人之外，还有一个更远一些的、虽然稍微有点不同寻常的信息接收者，即罗马的耶稣会将军弗拉基米尔·莱多乔夫斯基。

       虽然在常规条件下执行此类工作已经够困难的了，而由于各部门之间的职能似乎在不断变动，又使得情况被增加了不必要的复杂性。 更糟糕的是，“盖世太保和保安局之间在协调上存在困难。” 事实证明，第四部门和第六部门之间不合时宜的摩擦是一个真正的障碍。当1941年舒伦堡从盖世太保在第四部门的下属职位调到第六部门的处长一职时，这些部门间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显然，舒伦堡先前在温莎公爵和针对前南非领导人奥托·斯特拉塞尔之类的国外任务中没有取得成功，不过这些失败却没有阻碍到他在国际事务中追求一个更有前途的职位的进程，这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象征，即他在一些更有权势的高层人物的心中拥有相当不错的地位。他接管党卫军外国情报局的时间很长，最终还涉及一些人事上的困难变动。直到1939年，外国情报机构或第六部门才被正式纳入党卫队国家安全部情报局旗下，它的前身为保安局总办公室中的第三部门。 海因茨·约斯特和舒伦堡一样，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律师和党卫军官员，根据一些记录显示，早在1934年他便开始创建一种安全服务，并使其在1937年成为第三部门中的一部分。它的职责主要为“一种间谍行为，而不是一种安全服务”，有趣的是，它还表明，如果有需要，“它可以将其业务范围从德国本身扩大到帝国以外的领土。” 正是这种特殊的品质使得海德里希指示约斯特“在第三部门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一个适当的外国情报机构。”

       尽管舒伦堡肯定觊觎着约斯特在外国情报机构中的地位，但一些记录几乎毫无疑问地表明，约斯特的失败基本上是由于他自己缺乏效率、更不用说明显没有能力留住他的手下这些原因所造成的，并且他的一些行为还涉及到一系列棘手的金融违规。1948年在纽伦堡受审时，约斯特自己说舒伦堡是一个非常年轻但极其成功的党卫军领导人。在约斯特看来，他自己的敌人是盖世太保缪勒和海德里希，他们合谋摧毁了他。不管针对他的各项指控最终是否完全合理，第六部门的整体状况似乎确实需要作出重大改变。用战后来自伦敦盟军的一份报告里的话来说：“第六部门针对西欧的活动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部分，事实上，整个AMT变化的历史也大抵发生于舒伦堡在被任命为部门主管之前和之后的时期。1941年末舒伦堡的加入标志着第六部门正式迎来一个转折点，即组织、人事和政策的全方位变化。在约斯特管理时期，第六部门取得的成效微不足道，在西欧的作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舒伦堡本人将1941年6月22日，即“我们的军队进入俄罗斯的那一天”作为他被任命为六处处长的日期，而在他的个人档案中有一封海德里希写给希姆莱的信，上面记录着1941年7月2日才是舒伦堡升职的日期。威廉·霍特尔曾多次被盟军军事和情报官员审问，用以反驳舒伦堡的陈述，他告诉审问者，舒伦堡“被任命为第六部门的处长......并且接受了海德里希对他下达的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对前处长约斯特提起破坏性的诉讼，” 并补充说“舒伦堡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一如既往地小心谨慎。”

       舒伦堡从缪勒的盖世太保组织转到外国情报部门，不仅因在之前的几项任务中明显缺乏出色的表现而被蒙上阴影，并且在他刚刚迈出职业生涯重要的一步后，又陷入了有关1941年5月10日鲁道夫·赫斯那疑点重重的英格兰之行的审理。虽然记录没有显示舒伦堡和赫斯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但是他的敌人却很容易利用赫斯的那趟出行从而把他的名字与赫斯身边的人联系起来，从而使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已然陷入困境。显然，舒伦堡认识库尔特·扬克，他曾是弗朗茨·普费弗·冯·所罗门的得力助手，后者是臭名昭著的前冲锋队最高领导人(OSAF) ，他奇迹般地在1934年政变后的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这位备受尊敬、且在国际上人脉广泛的情报人物扬克，在鲁道夫·赫斯的领导下，在冯 · 萨洛蒙的单位里专业地操作了一个小型情报机构。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可靠的证据浮出水面，不过一些作者仍然在猜测扬克在这场针对赫斯计划的筹备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舒伦堡也卷入了这场由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组建的关于赫斯案件的紧急审议，在这些生动的讨论过程中，他有些厌恶地注意到马丁·鲍曼是如何利用这种情况来增加他自己对希特勒的影响力的。舒伦堡后来回忆说，正是鲍曼想出了赫斯疯了这个“绝妙”的主意，并且从未想过无论国内外都会有人思考一个心智有缺陷的赫斯怎么会成为希特勒的长期副手和亲密顾问这一事实的。当希姆莱和舒伦堡思考该如何解释精神疾病这一理由的愚蠢性时，他们也提到了马丁·鲍曼对希特勒的影响。如果舒伦堡的回忆正确无误的话，那么据他所说，当初希姆莱曾看了他很长时间，然后摇摇头说：“现在采取行动反对它已经太晚了。” 舒伦堡在他的回忆录里非常坦率地表明，如果最终无法达成统一协议的话，那么他将试图在大多数方面保护自己，但同时也认为自己可以依靠海德里希的保护。舒伦堡的观点很清楚，虽然我们无法获知这些是否来自从杨克那里获得的信息，即他认为赫斯受到了希特勒早期对英国更为积极的看法的强烈影响。他认为赫斯对德国在西方世界的未来有着更清楚的认知，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埃及的成长经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有相当一部分军事领导人寻求和实行与俄罗斯的和解，事实上这一倾向在1930年代后期的纳粹外交政策中仍然非常明显。然而，舒伦堡明确表示：“根据我对记录、军事情报机构的调查以及赫斯事件整个过程的充分了解，毫无疑问，是希特勒明确指示赫斯飞往英国并向英国提出了最后的和平提议。”

       舒伦堡在第六部门的职位，实际上为海因茨·约斯特手下的代理主管或二把手。在缺乏更完整的文件以供佐证的情况下，舒伦堡是否促成了他的首席执行官最终被解职，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霍特尔后来在这方面的评论不应该被认为完全可信。在一些商业事务中的可疑参与，以及最主要的，在霍里亚·西马和他的铁卫队反抗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安东内斯库元帅这一事件上提供支持就足以导致约斯特被解雇。德国显然对保障罗马尼亚石油供应这一事务上十分关注，因此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治下的德国外交部决定支持这位独裁者。外交部似乎对霍里亚·西马和第六部门在柏林的接触知之甚少，这更令人惊讶，因为约斯特在罗马尼亚的代表，即党卫队上尉奥托·冯·博尔施温，正与布加勒斯特的部长和德国在东南欧的石油问题特别代表，即赫尔曼·诺伊巴克尔博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从记录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诺依巴克尔与里宾特洛甫及其治下的外交部有些许矛盾，而奥地利出生的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并且连带柏林的RSHA都认为出生于奥地利的诺依巴克尔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博尔施温与霍利亚·西马联系密切，并协助他对抗安东内斯库。然而结果却是钢铁卫队被击败了，博尔施温只能设法将霍里亚和他的一些盟友撤出布加勒斯特，并把他们带到柏林，在那里德国人允许他们自称是流亡政府。里宾特洛甫负责把博尔施温从布加勒斯特转移出来，而在约斯特看来，由外交部主持的这一场干扰别国内政的不必要行动，才是谚语中所说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整个事件无疑为舒伦堡入主第六部门扫清了道路。

       尽管如此，舒伦堡直到大约一年之后才被正式任命为第六部门的主管，可他似乎在1941年秋天就已经负担了全部职责。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可行和可靠的外国情报机构，自1934年以来，在约斯特的领导下，组建特别外国情报部门的这一计划一直在酝酿之中，舒伦堡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必要的彻底改革，并亲自熟悉了国外现有的情报路线。为了使第六部门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组织，适当地调动人员、并安排值得信赖的人担任关键职位便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马丁·卡尔·桑德伯格的审讯报告，就像舒伦堡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律师、并拥有其大学学位一样，那么舒伦堡在接管第六部门时“故意忽视”桑德伯格所说的“党卫军资格的内部政治原则” ，使那些甚至不是纳粹党或其他纳粹组织成员的人也被带了进来，“实际上他违背了第六部门在成立之初时赖以建立的宗旨，即党卫军或党的性质。” 由于舒伦堡当初任职的E组主要便是从事反间谍工作，因此他似乎带上了几名他认为有能力处理情报任务的前员工这件事，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一个人是军队领袖威廉·施密茨博士，他非常想离开第四部门和舒伦堡在一起工作，后来作为他的私人顾问（一种副官）负责第六部门的前台工作，成为舒伦堡和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络官。和舒伦堡一样，他也是法学院的毕业生，而且从表面上看，舒伦堡完全信任他。另一个是弗朗茨·戈林，他后来成为舒伦堡最信任的人之一，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在拯救大批集中营囚犯的危险行动中给予了舒伦堡很大帮助。部分问题在于驻扎在国外的党卫军人员，即所谓的警察随员，仍在盖世太保首领缪勒的控制之下，缪勒并不是舒伦堡的朋友，如果第六部门的状况变得糟糕，他将会非常高兴。然而只要海德里希还活着，那么他似乎就永远握着舒伦堡的手，并给予他最大限度的保护，从而使得缪勒很难真正伤害到舒伦堡。但是当海德里希在1942年6月死于非命时，缪勒一定十分欢迎这个明显能够取缔舒伦堡的机会。这也是舒伦堡那短暂的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时刻之一。

       年轻的舒伦堡失去了一个不仅大权在握、而且一直有意保护他的人，他已习惯于在他的庇护之下。 海德里希的继任者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舒伦堡正确地预料到他会成为一个不守纪律的竞争者，如果情况需要，他会毫不犹豫地消灭自己。关于舒伦堡的记录以及他的回忆录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那就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工作、政治乃至个人方面正面临威胁。他寻求并逐渐得到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保护。关于经常受到质问和怀疑的舒伦堡如何能够在他对希姆莱的了解不断增加并很快几乎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安然无恙地存活下去，仍然是一个谜。事实上，毫无疑问，舒伦堡对他的保护者发展出一种难以置信的忠诚，这种忠诚来自于他极其个人化的关系，而且不久之后，当德国人输掉了战争，千年帝国的毁灭即将降临在他们身上时，舒伦堡曾真诚地考虑将海因里希·希姆莱作为阿道夫·希特勒继承人。

       在对第六部门进行大肆改革之初，舒伦堡就肯定知道，他的长期目标，即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情报机构，将与德国军事情报部门的老大哥（国防部）的想法和理念产生冲突。他当然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海军部的威廉·卡纳里斯，我们从记录中知道这两个人———虽然他们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但他们似乎建立起了某种几乎可以被称之为是友谊的关系。1914年，在舒伦堡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时，卡纳利斯便已经在德国巡洋舰德累斯顿号上服役，当时德国人正在墨西哥海岸附近协助墨西哥独裁者比克托里亚诺·韦尔塔将军对抗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卡纳里斯在1915年英国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在智利海岸击沉德累斯顿号后幸存下来，逃离了智利的拘留所，最终成功抵达西班牙。在那里他参与了德国的情报行动，并于1918年从疟疾中康复之后，指挥了德国在地中海的一艘潜艇。这位战争英雄、极右翼政变的支持者，曾加入过德国非法武装部队，自1935年以来，这名海军上将兼军事情报局的主管就显然喜欢上了这位受过良好教育、彬彬有礼、且充满活力的年轻党卫军官员。而在柏林的时候，卡纳里斯与其他一些具有一定社会阶层或军事地位的德国人一样，喜欢在格鲁内瓦尔德这片广阔的林区骑马，舒伦堡也非常喜欢在这样的场合与他同行。尽管两人都是专业的情报人员，因此在敏感问题上显然不会过于多言，但他们显然是在相当私人的层面上是相互了解的，而且似乎更有理由得出结论，即他们都知道对方对于纳粹德国的未来存在严重的怀疑。我们对于这种不同寻常关系的内幕知之甚少，因此无助于全面评估他们在各自情报部门上的竞争精神，而且与以前发表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录中没有可靠证据表明舒伦堡从一开始就希望摧毁军事情报局及其主管。恰恰相反，有迹象表明，舒伦堡宁愿与军事情报局的代表打交道，也不愿与他所不信任的海因里希·缪勒的盖世太保打交道。自1936年以来，卡纳里斯的军事情报局以及社会民主党之间确实达成了某种协议。这项被称为十诫的协议，在多大程度上与德国情报机构的权力斗争有关，以及它在创造一个可接受的工作环境方面的效果如何，这些问题超出了眼下瓦尔特·舒伦堡研究的范围。1942年，保安局和国防部起草了一份更新版的《十诫》，1942年5月18日，在布拉格的哈德卡尼举行的保安局和国防部官员会议上，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而不是舒伦堡签署了这份新协议。

       甚至在他最终完成针对第六部门内部的艰难重组之前，舒伦堡就已经将他巨大的精力投入到了了解国外现有的德国情报网络这项工作当中，这些网络往往非常隐蔽，但也很混乱。由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已被德国军队所占领，而其他地区又明显处于盟军的阵营之中，因此到了1941年底，使行动人员可以相对不受阻碍地四处活动、且能够与敌人直接接触的地方已经很少。除了几乎无法进入的爱尔兰以及更遥远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实际上只剩下两个中立国可以用于秘密行动，更重要的是，用于接近英国、苏联或美国。瑞士和瑞典都非常警惕，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脆弱的中立地位，他们都不想冒着引发战争或是被占领的危险而激怒德国。虽然这种考虑意味着对一些特定的人群和关系进行密切监督，但同时也很可能造成某种程度上的松懈，最终使两国都默许甚至容忍各种盟国和纳粹情报网络在他们地盘上执行诸多活动。很早以前———可能早在1941年刚转到第六部门的时候，舒伦堡就得出结论，认为德国可能无法成功结束这场战争，因此他开始探索各种方法和手段，仔细审查并寻找与两个中立国的盟军外交官和情报人员进行第一次秘密接触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不用说，随着德国侵略的进程在多地受到阻碍与被迫停滞，以及无条件投降的预兆已然浮出水面，这将是一项非常不容易的任务。舒伦堡不仅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在党卫军体制内的地位和安全，而且挑选出有足够资格和值得信赖的人来执行如此模糊和极其危险的任务，本身便十分艰难。然而，尽管此类行动十分危险，舒伦堡还是成功地为自己在两国之间建立了宝贵的联系，并确实接触到了最具声望和影响力的一些人。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看似随和的性格是他在变幻莫测的国际舞台上最有力的资本，但显然，他也有一只非常幸运的手，使他能够从地下情报组织那诡谲的灰色地带找到合适的人选。他显然不愿雇佣暴徒，因为他们的直接作案手法往往会使他在建立新的国际线路这一困难的工作中处于危险边缘。




未完没续，因为局长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