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译】辩护律师记述的瓦尔特 · 舒伦堡

墙头于我如浮云

      作者记述了他的父亲当年在纽伦堡审判中为瓦尔特 · 舒伦堡辩护的事迹及其自己与W.S接触的亲身经历。
      全文较长，选译内容为与WS相关部分；原文地址



关于我父亲作为辩护人的角色


       我父亲一生中只有一次站在世界政治舞台的讲台上。在1947年10月，他获得一个作为辩护律师在纽伦堡参与美国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审理的机会。在他作为律师这一职业迄今为止的生涯中，这是他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最有趣的任务。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一些个别事件，因为我的父亲偶尔会将他工作的一部分作为特殊任务分配给我。虽然我白天很少见到父亲，只能在晚上看到他在书房里研究文件，但有时我又成为了一个当代的小见证人。那些宽慰的目击证人会时不时地来我们家作客，和我的父亲彻夜交谈。之后我的父爱会对他们展开交叉询问，但据我所听到内容而言，谈话的氛围无疑是友好的，并且通常以一场开怀畅饮作为结尾。有一次一个喝醉了的目击证人在我们家的浴缸里待了一个晚上，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母亲饶有兴趣地对我说：“冯 · 莱佩尔先生昨晚掉进了浴缸。”冈瑟 · 卡尔 · 威廉 · 弗赖海尔 · 冯 · 莱佩尔是一名军人，在二战期间担任新闻部队的队长，后来成为了电影制片人。

威廉大街案的审判

       纽伦堡战争罪审判（1945.11.20-1949.4.14）包括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的审判以及美国军事法庭举办的所谓的十二个后续审判（案件Ⅰ-Ⅻ）。在随后的审判中，参与纳粹罪行的第三帝国各种机构的成员被绳之以法，人员包括外交官、实业家、将军、医生、SS的律师和一些其他团体。辩护律师支持所有被告，我父亲在案件Ⅸ、即所谓的“特别行动部队案”（1947.9.15-1949.4.10）中为奥托 · 奥伦多夫（Otto Ohlendorf）和马丁 · 桑德伯格（Martin Sandberger）辩护，并在1949年开展的案件Ⅺ“威廉大街案”（1947.11.4-1948.4.14）中参与瓦尔特 · 舒伦堡的辩护。任何辩护律师和律师助理的任命都必须经过美国“战争罪首席顾问”的正式批准。然而，所有的辩护律师都是德国律师，他们在选择助理时能够提出人事建议。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在第三帝国倒台后仍然相信德意志民族共同体和元首善良的一面，他是如何在纽伦堡审判中成为一名辩护律师的呢？为什么美国法院同意那些肯定知道自己是纳粹支持者的捍卫者走上法庭？

        

       纽伦堡美国军事事法庭为我父亲颁发的许可证；我父亲的审判遗产

       由于律师网络和幸运的环境，才使军事法庭得以成立。我父亲在纽伦堡的同事中有助理和律师，他们在战后从事律师工作，并被允许在他们的律师事务所里雇佣法律助理。因此，他通过与这些律师之间的联系申请到了一个临时的法律职位，从而进入了世界历史上一些最伟大谋杀案的审判。被告奥托 · 奥伦多夫的辩护律师卡尔 · 吉克博士（Dr. Karl Gick）需要一名助手，于是决定向首席律师推荐我父亲担任辩护律师的助理。被告奥伦多夫是帝国保安总局和俄罗斯南部特遣部队的前国家安全组织首脑（1941-1942）。他涉嫌谋杀九万名平民，当依法为此负责。他于 1948年被判处死刑，并于1951年6月7日被执行死刑。我父亲早在1947年10月16日美国主管当局最终批准之前就开始工作了。因此，一位前纳粹成员和拥有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专业律师得以在两周之内被军事法庭认可并任命。

        

       库尔特 · 明策尔（Kurt O. Mintzel）1947年10月20日的访客通行证，准许他进入司法大厅讨论他是否可以成为辩护律师

       我的父亲只和辩护律师卡尔 · 吉克博士一起工作了很短的时间。早在1947年12月15日，他就被转移到了博科 · 冯 · 施泰因（Bolko Von Stein）的案件中，为被告爱德华 · 斯特劳奇（Eduard Strauch）和马丁 · 桑德伯格做辩护。两个月后，我父亲与弗里茨 · 里丁格（Fritz Riedinger）博士签订了合同，合同要求他在案件Ⅺ中为被告瓦尔特 · 舒伦堡（Walter Schellenberg）辩护，这种二次变更的原因我一直不知道。1948年2月20日，里丁格博士与我父亲签订了一份内部雇佣合同，在合同中，他们平等地规定了他们之间合作的工作范围，并且平等地规定了报酬和费用。每个人每月应该得到一千七百五十马克。在案件Ⅺ中，双方都希望以正式辩护律师身份出庭。首席顾问批准了人事变动，但不接受联合协议。我的父亲继续担任正式辩护律师的助理，尽管他在与里丁格签订的分包合同的意义上平等地为舒伦堡辩护。案例Ⅺ日以继夜地占领了他一年多的时间。

       被指控的瓦尔特 · 舒伦堡(1910-1952)是一名职业律师，在第二次国家考试后加入了纳粹，并从此开始了他一路高升的职业生涯。这位SS领导人曾在第三帝国权力中心的帝国保安局工作。1939 年至1944 年，他从上校升任为少将（1941），之后升任为秘密警察少将。在1939年与1941年间，他在国内负责警方的反间谍工作，并于1941年参与了破坏抵抗组织‘红色歌剧团’这一事务。在参与调查发生于1944年7月20日的针对元首的刺杀案之后，他成为了元首手下的情报主管。在战争结束前他一直领导着外国情报局。

       彼时舒伦堡已是病入膏肓。因此他没有像纽伦堡军事法庭中的其他被告一样被拘留，而是被安排在市中心的一座大楼里接受治疗，并在那里受到严密监视。医院病房前有两名美国黑人警卫，每人配备一挺枪。他们控制着每一步流程，因此当然只有经过官方授权的人，比如辩护者，才能接触到犯人。我至今依然不知道我的父亲当初是怎么做到让我能够自由出入的，因为他曾多次带我去采访舒伦堡，守卫都知道我是一个律师的孩子。可惜的是我从来没有询问过我的父亲，他是通过什么手段让我得以接触到舒伦堡的，不过无论如何，我能够自由进入房间，并且不需要特殊情况和办理任何手续就能够与舒伦堡交谈。

       舒伦堡像君主一样坐在床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是心情很好，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我走到他的床边，递给他一些东西。他询问我的兴趣爱好，问我在读什么书，也会问我丢在做些什么。当我告诉他我正在阅读非洲研究人员列文斯顿和斯丹莱的书籍、并希望有一天能够去非洲时，他答应我，如果他被释放，他会同我一起去非洲旅行。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但是非洲之行终成泡影，舒伦堡于1950年被赦免，并在1952 年逝世于都灵。 (Paehler 2015, 29-56)

       我的父亲没费多少口舌就使我成为了他的“信使”。按照当时的潮流，我穿了一条短皮裤，把裤脚两端卷起来，并且留下很宽的边沿，足以让你可以把东西藏在里面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父亲利用我自由访问的机会给被告发送各种各样的信息。他指示我把写在小纸卷或者小纸条上的信息装在皮短裤折起来的边沿里偷偷带进医院病房，黑人守卫总是友好地允许我进入。当然，我对这个“囚犯间的秘密通信”的内容一无所知。这些信息的内容也许可以从我父亲于1948年4月19日写的一封信中得见一斑。它确认并且能够证明一个非正式的秘密路线的存在，这就是我提供的“信使服务”之一。

       1948年4月19日给菲利克斯 · 克斯滕（Felix Kersten）先生的信（Medicinalrad，斯德哥尔摩，Lennegatan 8）：

      “亲爱的克斯滕先生,

       今天我代表我们的朋友舒伦堡向您提出一个非常特殊的要求。据我们所知，在1939年11月文洛事件之后，荷兰总情报处处长范 · 奥肖特（Van Oorchot）少将被免职。对于这一事实，我们需要一份文件形式的证据，或者一个已经尽快被告知这一过程的人的陈述。

       由于我们当然很难正式取得这样的证据，因此我想请您在这件事上帮帮忙。因为对您来说，从荷兰当局那儿得到一件合适的礼物应该不会那么困难。您一定清楚澄清与文洛事件有关的事实对舒伦堡命运有多重要，任何与政治有关或者其他原因都必须因此被搁置一边。然而，获得这一证据是当务之急，我相信您会将此事纳入考虑范畴。

       您诚挚且忠诚的朋友库尔特 · 明策尔启。”

      (原文内容来自我父亲的遗产)

陪同“将军夫人”艾琳 · 舒伦堡前往医院

      

       瓦尔特 · 舒伦堡，SS旅队长和警察少将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艾琳 · 舒伦堡（Irene Schellenberg），原姓格罗斯-施内帕克（Grosse-Schönepauck）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父亲曾委托给我一项“个人保护任务”。他指示我陪同“将军夫人”艾琳 · 舒伦堡(Irene Schellenberg)去她丈夫的医院。她是舒伦堡的第二任妻子，原名艾琳 · 格罗斯-施内帕克（Irene Grosse-Schönepauck），是个美丽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个波兰妇女的女儿。当舒伦堡在1940年与她结婚时，帝国领袖不得不同意了这门婚事。她来看我们的时候总是穿得很奢侈并且容易突显线条的衣服。她的身材十分苗条，即使是在圆形鹅卵石路上，穿着狭窄高跟鞋的将军夫人也能优雅地行走。当她外出的时候，她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的弯曲宽边帽子，她的外表有点像歌剧中的女主角。在被轰炸战争摧毁的纽伦堡，当我陪她穿过肮脏的街道前往她丈夫所在的医院时，她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那些战后衣衫褴褛的德国人立刻注意到，他们遇到了一位世界级的女性，至少是一位被赋予特殊地位的人。

来自瑞典的爱心包裹

       我的父亲在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工作使我们家庭的状况在短期内得到了很大改观。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父亲的收入几乎是战争结束时高级行政官员的两倍。除了金钱收入外，他还得到了物质上的回报：他每个月能收到一包‘幸运’牌香烟，并被允许在军事法庭食堂吃饭。司法大楼的食堂当时供应特别好的饭菜，解决了国内食品供应问题带来的危机。1948 年，舒伦堡的辩护律师与瑞典的救济见证人取得了联系，尤其是福克 · 伯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卡尔 · 赫斯洛（Carl Herslow）与阿尔瓦 · 默勒（Alvar Möller）。赫斯洛在家里和我父亲讨论了有关舒伦堡格辩护的问题，我也由此认识了一名杰出的瑞典驻第三帝国联络官。在发生于1944年7月20日针对希的刺杀案后，默勒便与瓦尔特 · 舒伦堡展开了联系。

       赫斯洛通过联系德国木柴厂联合公司从而改善了我们家的食物供应情况。瑞典火柴公司的高级经理阿尔瓦 · 默勒（Alvar Möller）从 1948 年春天起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寄一大包基本食品，货物里包括面粉、猪油、肉罐头、干牛奶和其他高品质的奢侈食品。每次收到包裹，我们都会聚集在温暖的厨房里，由于我们当时的生活几乎都依赖于这些必需品，因此我们打开包裹时都会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虽然贫穷的岁月直到货币改革后才结束，但是这些爱的包裹、这些物资无疑使我们度过了最严重的饥饿时期。1951年的圣诞节，阿尔瓦 · 穆勒代表赫斯洛给了我一百德国马克作为礼物。当时这数目这相当于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对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说更是一笔巨款。

       尽管我父亲的收入很高，但德国马克的购买力却很低。这里仍然缺少一切，因为食物是官方配给的。不管有没有人愿意当‘仓鼠’，黑市都兴旺起来了。当时美国香烟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很受欢迎，直到货币改革(1948年6月20日)， 一包‘幸运’牌香烟在黑市上的价格高达一百二十帝国马克。在1948年复活节之前，我的父母让我带着一些包裹去普法尔茨行政区，用它们从我们在战争中认识的农民那里换取鸡蛋和面粉。当时我只有十三岁，便成了位这个家庭出力的一分子。用我带回家的东西，我妈妈做了复活节蛋糕。我父亲由于沉迷于他的文件，母亲忙于照顾五个孩子，而祖父又年纪太大，只有我能够当这个‘仓鼠’进行旅行。

福克 · 贝纳多特伯爵于1948年在耶路撒冷遇刺身亡

       1948年9月17日，一个天气温和的夏末日子里，父亲出人意料地从法院提前回来。他激动而愤怒地走上我们的阳台。福克 · 贝纳多特伯爵刚刚在耶路撒冷被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杀害。贝纳多特是使舒伦堡在审判中得以脱罪的主要证人之一，我父亲的辩护大部分都建立在他的宣誓书上。不过作为一个十三岁的学生，当时我并没有重视这个信息。每天电台都有谋杀和冲突的报道，如果不是我父亲讨论这个问题，我可能根本无法估计它的重要性和影响范围。

倒叙一：白色公交车运动

       福克 · 贝纳多特（1895-1948）来自贝纳多特家族，是瑞典皇室的亲戚。他于高中毕业后进入军官行列，在经过一系列军事训练之后，他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43年9月1日，他最初担任瑞典红十字会的副主席，并以此身份制定了战后人道主义的援助计划。1945年春天，他联系了帝国领袖并与他展开谈判，约有八千名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集中营囚犯、一万到一万二名犹太人以及其他不同国籍的人在集中营里免遭杀害。大约两万名主要来自拉文斯布吕克和特雷西施塔特集中营的囚犯，由大约两百五十名助手陪同前往瑞典。由于这一人道主义援助和解放行动是使用白色车辆进行的，因此后来瑞典红十字会便将此事命名为‘白色公交车运动’，其中一辆公共汽车后来被送去了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据报道，1945年4月23日，在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前几天，领袖向中间人贝纳多特伯爵承诺，德意志帝国会在元首不知情的情况下先于美国到达，这是对盟国的意图和他自己的行动选择的一种虚幻的误解，即如果英国能继续对苏的战争，那么英国迟早会投降，而贝纳多特已经把领袖未经授权的提议转达给了瑞典政府。

       作为AMT6处长，瓦尔特 · 舒伦堡与瑞典有联系，而且曾多次去过瑞典，他曾是‘白色公交车运动’里的德国中间人之一，他的帮助使得这次救援行动成为可能，并最终成功实施。在威廉大街案的审讯进程中，这种参与足以缓解舒伦堡受到的压力。里丁格博士和我父亲以瑞典的捍卫者这一身份联系了瑞典当局，并让贝纳多特伯爵最终救下舒伦堡，‘危害人类罪’的指控随后被撤销（Paehler 2015, pp. 29-56）。

倒叙二：犹太复国主义刺客谋杀案

       1948年5月，在大不列颠的授权下，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和定居者宣布以色列国成立，从而挑起了第一次以巴战争。1948年5月20日，贝纳多特被选为联合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调解人。除其他外，他倡议设立联合国中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处和工程处，并为使巴勒斯坦难民的回返权利得到承认而奔走呼号。贝纳多特还实现了为期三十天的停火，这是他促进巴勒斯坦和平发展任务的一部分。他深信巴勒斯坦难民有权享有他们的家园。此外，贝纳多特还制定了一项计划，将耶路撒冷城置于国际监督之下，并将内盖夫沙漠割让给阿拉伯人。这个计划遭到以色列建国者的强烈反对。他们看到他们的暴力接管和单方面建立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所谓的恐怖组织利希（Lechi）对此做了简短的解释：他们在 1948年9月17日枪杀了贝纳多特和他的同伴、联合国观察员安德烈 · 塞洛特（André Serot）。

       据我所知，我父亲的同情是偏向阿拉伯-巴勒斯坦那一边的，背后可能是因那他不想公开表达的反犹太主义在作祟。而在那些日子里，我父亲和被告舒伦堡之间的交流就不得而知了。